导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全面变化，锐意进取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在俄苏研究方面，新的问题领域、理论视域以及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一起推动了四十年来中国俄苏研究的“智识革新”。对俄苏研究尤其是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回顾，不仅有助于反思和推动当前的学科建设，加速俄苏研究领域的学科化、国际化和细分领域的深度发展，而且有助于利用四十年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当前中国与后苏联空间各个国家的交往提供助力。

俄苏研究是20世纪从业人员最多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国学术界对欧亚地区也一直保持着关注和研究。在政府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下，俄苏研究的细分领域——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有力推动，生成了区域和国别研究的一种独特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既不同于研究俄苏古典语言文化、思想、文学和历史的人文传统，亦不同于研究美欧外交与国际关系史的西方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传统。其独特性在于，在有效学习和吸取前者成果的同时，又在后者提供的范式和理论基础之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正如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绍雷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俄苏研究以十年作为大跨度的阶段，从起步、深化再到提升和国际化，无不凝结着几代俄苏研究学人的心血。如今正值第三个阶段：自2008年以来，俄苏研究学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增进专业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升研究的质量。

在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时，可以发现，在俄苏研究领域中以年代为特征的学术特色较为明显。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在70年代末进行知识更新和观念重建不同，俄苏研究在70年代末呈现出来的是“新生”景象。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Gilbert Rozman）观察到的，中国战略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已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将长期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学习的经验教训转化成为俄苏外交学领域研究深入的知识背景，站在全球和地区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研究对象，尝试建立新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80年代，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先生在总结建国以来的苏联东欧研究时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俄苏研究领域逐渐摆脱了“简单化、片面性”缺点，经过几年努力形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

1991年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召开第三届年会。面对苏东剧变带来的国际格局的急速变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郑必坚在会上表示，俄苏研究要有“英雄”志气，需要将它当成大事业来干。90年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大发展时代，学者开始愈来愈注重学科领域中的专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渗透到地区问题研究领域之中，潺潺溪流有形成江河之势。苏联解体后，后苏联空间出现15个国家，原有的单一政治地域变成了“地区结构”，成为国际关系学者竞相分析的对象。西方也从“苏联学”反思中挣脱出来，运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对各国的内外情况进行分析。中国学术界在对外开放的学术大潮中跟上了国际学术界的节奏，开始有意识构建理论，国内学术界的交流逐渐活跃起来，从国际关系角度切入俄苏问题的学者增多，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俄苏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关俄苏地区问题研究的学术研究基地、研究刊物和研究队伍有条不紊地建设起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俄罗斯东欧中亚方向的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进入21世纪，中国的俄苏领域研究形成飞速发展的局面。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推动中国精英时刻关注走向另一条道路的俄罗斯，通过不断译介西方著作重构“俄罗斯形象”，知识精英围绕着俄罗斯发展展开激烈的学术与话语交锋。而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大国关系视角研究后苏联地区，而且在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具备了一种超出西方区域研究视野之外的更为宽广的视野。随着全球问题的不断涌现，次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力量不断增强，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呈现出多样性特点，而这些内容也无疑拓展至俄苏领域的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研究领域。“颜色革命”、地区冲突、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能源安全以及国家建设等相继成为21世纪以来俄苏研究中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的新话题，吸引学术界的大量关注。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专著的大量引进，欧亚地区研究学界的理论研究意识和自我认同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俄罗斯经验来验证和发展西方理论，并逐渐融入中国视角和思想。正是在这个时代，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地区问题研究既服务于政府，也成为专门学问，满足公共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俄罗斯学”和“当代中亚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俄罗斯东欧中亚各国战略和外交研究的变革。尽管学界对“俄罗斯学”和“当代中亚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存在很大争议，但这恰恰表明中国学者在新时期具备主体意识，从中国特定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中国的俄罗斯观、中亚观以及新欧洲观的尝试。

除了学术环境，国际事件的出现以及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问题研究理论的进化。2000年之后，俄罗斯周边国家发生过政体变革，“颜色革命”的频繁出现与俄罗斯政治权威主义的巩固形成鲜明对比。2008年，俄罗斯又与周边邻国爆发地区冲突，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及随后俄合并克里米亚对欧亚地区秩序和国际格局都产生重大影响，国际上“新冷战”的言论甚嚣尘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遭遇严重挑战。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学术文献大多对俄罗斯的立场和行为持抨击和否定态度，西方学术文献中对俄罗斯带有鲜明偏见的研究更警醒国内学术界反思“社会科学美国化”的倾向，在推动关键概念和议题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有主体意识的学术探索。当前，发展中国的“俄罗斯学”“中亚学”，同西方展开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消解美国的话语霸权，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另外，随着普京于2012年的再次连任，中俄两国不仅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出较为相似的立场和态度，而且在国内政治发展上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体制亲近”现象。两国的安全、政治和战略利益共识随着当前美国加紧护持霸权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断增强。当前，对俄罗斯外交转向以及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讨论成为中国战略学界的重要话题。中国学者的主体性逐步增强，挖掘新的问题领域、构建和发展研究俄罗斯欧亚对外关系的中层理论、丰富和发展俄罗斯外交领域的案例内容成为当前中国学者持续努力进行的工作。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数代中国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的俄苏研究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本文将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俄苏研究中的细分领域——俄罗斯外交部分在这四十年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重建俄苏研究方式和传统认知谱系，第二部分从国际关系学引进和发展的角度探讨90年代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演进，第三部分梳理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研究俄罗斯外交领域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第四部分探讨2008年以来中国的俄罗斯外交领域研究发展历程，最后一部分进行简短总结。

一 、俄苏外交研究传统的重建与稳步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国家的巨变和民族的复兴。俄苏研究的“新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围绕着未来的发展道路，国内学术界对苏联经济模式及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反思，讨论未来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行性。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要任务后，中国的对外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之后，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中国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和发展。中苏关系也在此时发生变化，两国之间长期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之间的接触也为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预留空间。正是经济、思想和外交领域的变化促使俄苏研究走出了“敏感区域”，从“内部体系”逐渐走向学术研究，政府对俄苏问题研究的迫切需求也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在学者内在情怀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俄苏领域的研究逐步发生转变，显示出五种趋势：从意识形态对抗需要的研究逐渐生发出独立的问题领域和意识；从历史探讨开始有意识对当前的俄苏问题进行现实探究；从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分析发展为多学科领域综合分析；方法论上从描述性分析为主转向以案例研究为主，从探讨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研究等狭窄议题拓展为多种主题，形成了独特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这五种趋势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阶梯状关系，也正是这种阶梯状的发展推动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逐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