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俄合作的深入开展，俄罗斯对外战略形成机制成为中国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及情境性前后矛盾的重复出现，即立场的不对称变化以及与参与政策形成巨大反差。中国学者也在尝试破解俄罗斯对外战略影响因子及其形成机制。邢广程在总结以往俄罗斯政治、社会和思想精英的文化趋向中看到了俄罗斯的欧亚选择症，认为中俄关系需要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就必须排斥“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冯绍雷在研究俄罗斯政治转型中得出其对外关系的逻辑，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崩坏或疏离。林精华使用建构主义分析中俄合作必须要再造形象，且中国形象再造需要和俄罗斯定位于欧洲价值观的历史进程相协调。

可以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热点。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俄关系从以前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热点上升为国际关系理论界和中国战略界关注的重要话题。2012年阎学通发表《俄罗斯可靠吗？》一文，从联盟政治的视角探讨中俄结盟的必要性，认为俄罗斯对华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尽管放弃不结盟对中国而言存在优势，但这方面的优势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相反，俄欧亚研究学术界从各个角度谨慎看待中俄结盟的理论与现实，对两国的未来发展还是持“结伴而不结盟”看法。

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在地化”与“地区化”

对欧亚地区关注日益深入的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从主体间层面探讨问题，而是要进一步打破国家黑箱，看到国家内部势力与国际力量之间的联动。但要打破藩篱，必须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正如冯玉军指出，鉴于俄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形势变化的细微末节。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很多学者发现，仅从国际关系层面再也无法提供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深层次理解。乌克兰危机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的国内外关系，大国交织的利益博弈以及民族和政治认同的问题不可能仅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去掌握。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要克服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中心论”的局限性，深入挖掘两个方面：地区和地方。从地区来看，一体化研究已较为成熟，欧亚地区的地缘结构和一体化建设必然会对一些重大问题提供答案。从地区来看，深入到欧亚地区各国内部，探讨一些小行为体和中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成为理解当前俄罗斯对外战略变化的重要角度。很快，学术界又兴起了两股学术浪潮：一股是对在地化知识的要求和中层理论的建设；另一股则关注超国家行为体——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一带一盟”对接。

在地知识建设层面有许多青年学者在贡献力量，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在这一领域堪称典范。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形成了三大研究方向：中亚及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反分裂理论及新疆问题研究、反恐怖主义研究。2013~2018年，中亚研究所师生合计发表CSSCI论文150多篇，其中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发表论文18篇。另据统计，2010年以来，中亚所有两篇高质量的论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转载，7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则更强调国际化与在地化相结合。自2012年以来，俄罗斯中心与俄罗斯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设立海外工作室，定期举办系列性高水平国际学术活动，包括“中俄联合研究院中俄青年学术精英讲习班”“‘瓦尔代’论坛亚洲分会（中俄分组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大学生暑期学校”，并拥有长期的学术交流与互访项目。这些平台和项目无疑为学者提供了更为良好的学术舞台，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大的方向上研究中国与欧亚地区的互动，分析研究欧亚地区一体化，需要完整有力的学术力量。这一方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堪称得天独厚。俄欧亚所对欧亚地区一体化、中俄关系的发展演进、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互动关系都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2016年，俄欧亚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和《欧亚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首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前沿论坛，邀请青年学者参会讨论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沿和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欢迎。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起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研究发布年度《中俄关系研究报告》，罗列了中俄在政治、经贸、文化、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共识与不同观点，对中国倡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进行分析研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正如青年学者杨成所指出的，“新俄苏研究”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化的俄苏研究，也不是套用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俄苏研究，其在研究对象的时空结构、知识体系、语言工具、研究方法、研究志趣、思维方式、学术追求、学术组织、学术范围上都应与过去有所不同。在某些层面上，这种可喜的变化已经展现出来。冯绍雷教授组织出版的“国外俄苏研究丛书”似乎就是这种变化的展现，既关注俄罗斯本身的演进，又关注西方关于俄苏问题研究的广泛争论。一些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上的建构也反映了这些尝试的有效成果。杨成和肖斌分别从两个不同的维度研究中亚地区，前者看到中亚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相互建构中存在的张力和问题，后者则引入地区极性和现状偏好自变量，讨论中国对中亚的外交哲学。顾炜和赵炜则运用现实主义理论探究行为体在欧亚地区的地区战略，前者探讨的是中国通过何种方式介入后苏联空间，后者则分析俄罗斯边缘身份如何影响到其国际地位和地区地位的稳固。冯玉军和柳丰华则探讨了乌克兰危机的生成机制。姜毅、文龙杰和梁强探讨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的对外行为，前者强调国内外互动视角，后者探讨其对于普京危机外交的地位和意义。此外，还可以在一些国别问题研究上看到一些青年学者的努力，例如韩克敌从美国角度反观乌克兰危机，张昕对俄式“国家资本主义”持续关注和研究，封帅对“克里米亚”和“北极航道”的研究，马强对政治人类学的关注和探讨，孙超对南高加索问题的关注等。他们极大地丰富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议程，推动了当前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

结论

中国俄苏研究有没有成熟起来？答案是肯定的。从不同时期的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的观察来看，当前中国的学术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即从对地区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消化吸收转型为自主构建理论，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分析范式来理解和分析国际问题的阶段。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有其优势和独特性，尤其是在俄苏问题领域。中国学者更能够克服意识形态和“恐俄症”的束缚，站在全局的角度以相对中立的客观立场思考问题。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苏联学出现整体性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难以面对作为伙伴或朋友的俄罗斯。长期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已让美国战略学界部分丧失了学术问题挖掘的敏感性和客观性。相对于西方，受益于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界能够更加灵活地使用新的理论工具观察、分析和理解身边的研究对象——欧亚地区15个国家。

尽管西方理论有其缺陷，但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重建初期，认真学习和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从中国俄苏研究学术演进历史可以看到，学习西方理论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非常有助益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以及学界研究能力在不断增长，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关怀也在不断强化。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一些学者基于西方制度和权力衰落的立场，呼吁不要再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要在中华传统文明基础之上有所创新和发展。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40年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依然很难离开西方理论而独自前行，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相较于国外同行而言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一时还难以形成国际影响力。即使当今我们评价很高的俄苏国际问题的作品也难以拿到国际上与海外专家一争高下。

这种评价并不是对40年来中国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的差距与现实。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数代学人的努力，更包括基础学科（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发展和积累。地区与国别问题研究在当前搭上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这也是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新机遇。我们需要通过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改变当前中国国别和地区研究的现状，更需要学人们“忍不住的关怀”，意识到真问题的研究和学术理论作品的撰写对学术进步的巨大意义，同时也要防止区域与国别研究过分理论化带来的知识失误。过分追求理论化研究，将会丧失对俄苏国际问题的敏感度，造成研究主体的迷失，这种迷失的细微变化长久以往就会造成事实与理论的巨大差距，形成“理论不能解释”的情况。如果没有深入了解当地陌生社区的生活、弄明白其复杂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很难对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处有深刻理解，这也是芬诺所说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拥有“浸润而后突破（soaking and poking）”的过程。长期使用西方理论对俄苏国际问题进行的解释可能也会造成难以意料的“不安全感”和范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