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反苏（沙俄）霸权”到“观察苏联对外政策”（1978～1982）
改革开放初期，俄苏研究问题领域逐渐发生转变，首先一个大趋势即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出发论证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渐生发出关注国际问题、拥有独特问题领域的俄苏地区研究层次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形成基于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后不断创新和锐意进取的思想氛围使得学术力量大为振兴，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更为切实的问题领域。1978年李显荣在《历史研究》中以评述苏联多卷本《世界通史》为基础，批判书中美化俄罗斯对外扩张的行为；其标题《“马克思主义”还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极具历史象征意义，不仅预示着学术界将苏联东欧问题纳入国家层面，也暗示着思维的枷锁在逐渐打破。很快，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于1979年翻译出版，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历史研究》刊载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部分译文，并进行相关评述，借以窥探俄罗斯文明对外交往的动力与行为逻辑——即争夺霸权，实现世界帝国的迷梦。《历史研究》的风格延续了一条以研究俄罗斯文明历史上的对外行为来探究苏联对外政策的分析路径。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中俄关系史探讨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根源，对苏联（沙俄）对外行为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讨论继而成为俄苏研究传统的底色。学者们根据其对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历史上对外行为进行类比，揭露其“霸权主义”本性。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1年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和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对苏东地区的国际问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科研攻关，上海也成立了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而研究这一领域的两本核心刊物——《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也于此时创刊。观察苏东外交风云，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已然成为这一研究团队的重要任务。可以看到一些杰出学者已经在培养和构建这一领域的兴趣和知识。方连庆研究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对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强调如今苏联的侵略行径与列宁对兼并的定义毫无区别，是“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政策的表现”。刘次涵研究近代中国改良主义者关于沙俄及其侵华活动的思想，总结出应对“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应该在各个方面加以防范，呼吁放弃类似“名誉孤立之外交政策”等主观空想，应壮大自身反对霸权。刘金质梳理了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研究成果，向国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研究苏联的情况，其结论很有意思：一方面总结侵略扩张是苏联对外行为的本质，另一方面要通过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美苏实力对比以及苏联的内部情况了解苏联外交政策的变数。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可以表明，俄苏研究团队已经组建，“观察苏联对外政策”已全面超过了“反苏（沙俄）霸权”政治任务。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介绍与新问题意识的形成（1982～1987）
1982年对俄苏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是一个新的开始。除了刘金质先生全面介绍美国学术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情况以外，日本学者伊东孝子的《日本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被译介过来。日本学者研究斯拉夫和东欧问题已经有丰硕成果，其提出的地区研究层面的问题正当其时：（1）地区研究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研究；（2）研究俄罗斯是研究样板还是现实；（3）地区问题能否成为“纯科学”；（4）如何克服文化与语言障碍；（5）缺乏国际交流，国际问题研究如何继续；（6）如何培养斯拉夫研究的人才梯队。伊东孝子提到的问题也正是俄苏地区问题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很快，其他刊物相继刊载书评，尽管都是论著提要，但却反映出中国学者追求真理的渴望。在俄苏学术界，《苏联东欧问题》《今日苏联东欧》《苏联问题研究资料》等期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国外俄苏国际问题研究的文献、主要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这为地区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尽管如此，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是俄苏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当时对原苏东国家的关注主要是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重要的参照系，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是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支持。
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缓慢地进入地区研究知识界，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刘金质先生对西方国家的地区问题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运用较为规范的方法描述了苏联学在西方的进展，并且有意识地运用理论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探究。甄荣、宋锦海探讨苏联的中东外交和中东政策，对苏联的未来中东战略进行分析。顾志红、王宝勤等学者研究苏联的第三世界扩张战略，从美苏争霸入手探讨苏联对外行为的方式与策略。杨家荣总结苏联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苏联对外政策演进进行分析，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总结最为有力：（1）以实力为后盾，采取对外进攻性态势；（2）以“缓和”为幌子，麻痹西方国家；（3）以“共同规律”和“有限主权”为名，加紧对东欧控制；（4）以“军援”和“经援”为诱饵，逐渐渗透亚非独立国家。
综上来看，这一时期地区问题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上，信息披露和资料整理占学术研究的较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也是以介绍为主，分析为辅。多数研究依然以分析性叙述为主，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尚未进入这一领域。但从发展态势来看，地区问题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人才培养梯队逐渐形成。这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理论构建主体性增强与地区问题研究的进化（1987～1991）
1987年对国际关系研究和俄苏地区问题研究而言意义非凡。一方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理论层面提出“新思维”，其对时代的判断、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新看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由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提议，在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的支持下，第一届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较为系统地讨论了时代观和战争观、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发展、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道路。
随着国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大规模译介和研究的深入，俄苏地区问题研究领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兴趣逐渐高涨。陈乐民先生重新分析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将国际关系研究总结为两派——没有理论的“务实派”和对国际关系概念化的“务虚派”，他呼吁学者先有问题意识，再去研究问题，而不是就材料来“空想”题目。谢益显重新梳理了苏联霸权主义的观念，将苏联对外扩张理由概括为“国家安全”、革命输出和国际主义，并深入探讨其理论根源和思想根源。赵华胜探讨了苏联国际关系的发展脉络，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行了分析。邢书纲重新探讨了“当代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指出其对外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承认其维护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合理性层面，但又反对其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和本质。对现实层面的苏联对外关系，学者们也给以充分的关注。杨文达探讨了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初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讨论；王维周讨论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东南亚政策，研究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战略，并对此进行评述；顾关福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新思维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讨论。在国际关系学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有关苏联地区问题研究的分析文章也大量涌现。学者们普遍有了学术自觉意识，理论构建的主体性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历史对比，而是对苏联现实对外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一般性的知识。苏联对外关系的现实逐渐成为国际问题讨论的话题。
随着1989年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有关苏联对外战略的研究日益增多，质量和数量都得到很大的提升。根据统计，在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搜索有关“苏联外交”的内容，1988年为521篇，1989年和1990年分别为594篇，1991年达到657篇。这一方面与戈尔巴乔夫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实施“外交新思维”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对外关系的兴趣日益浓厚，研究也更加规范。地区问题研究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飞速的“进化”。
二、俄苏问题研究的转型与细分领域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不仅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也是欧亚地区问题研究不断加强的时期。随着苏联解体，欧亚地区诞生了15个新国家。对于这一历史剧变，学术界显然缺乏准备，如何从研究苏联外交过渡到研究欧亚地区15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如何重新认识俄罗斯的对外关系，成为对学术界构成挑战的现实话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界也展开大辩论，讨论国家的未来走向。而对中国学者而言，重新梳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挑战更为巨大。此时，中国也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从前以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参照系的路线突然消失给思想界带来极大震动，也导致90年代中国的俄苏研究进入一轮调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