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90年代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可以基本上概括为“俄罗斯问题研究”。学术界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外交走向的关切比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甚至中亚地区的关切更为明显，对俄罗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研判明显要强于对俄罗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尽管这促成了俄罗斯战略、政治与外交等细分领域的形成，但也造成中观和微观研究不足，研究力量和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因此，90年代俄罗斯问题领域的学术进展并不是如80年代那般高歌猛进、层层递进的逻辑脉络，而是呈现出一种危机与机遇并存、反思与进取同在、理性审慎与乐观坚定共有的状态。

从研究者所处的研究氛围和处境来看，90年代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的确是处于一种调整与机遇并存的局面。这一点可以从苏联解体之后学界依然热衷讨论苏联解体而对新的研究对象俄罗斯的国际问题分析数量差异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秦亚青对1978~2007年国际关系研究的五本中文综合类期刊的统计分析，美国主流理论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90年代发表在中文综合类期刊的论文中，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文章的比重占69%。国际关系学界和学术刊物重视引进和应用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面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加速变革，俄苏研究领域一方面需要应对苏联解体之后新的学术方向转型，另一方面还需要摆脱旧认知框架，研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俄苏问题研究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地区问题”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学术地位的滑落无疑冲击着后苏联空间学术共同体的荣誉感。

这种荣誉感的变化从1992~1994年学术文献的研究内容和数量中可以得出简单结论。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学术界将大多数研究放在如何理解和阐释“苏联解体”这一重大课题上。俞邃讨论“苏联解体的国际影响问题”，认为其不仅造成了两极格局的终结，形成“东西力量失衡”的局面，也促使“西西”矛盾和“南北”矛盾加深，引起地区集团的结构性变异。罗肇鸿讨论了“苏联解体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认为海湾战争造成美国财力难以为继，多极化发展是趋势，而这种多极化会导致发达国家之间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必须睦邻自重求发展。郑彪讨论了苏联解体对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不仅会加紧向东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和东北亚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郑。叶自成探讨了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对外政策，认为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积极政策，独联体会存在，但独联体各国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抗，这将使独联体的成员和范围受到影响。李秀敏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从“扩张”到“收缩”的对外政策，是因为历史“惯性”和苏联主观上继续保持其军事政治方面的扩张性，根源在于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导致的结果。赵凤彬讨论了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格局，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西方经济大国对抗成为世界主要矛盾，世界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中东及其他周边地区。尽管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俄罗斯外交对中俄关系和世界发展局势的影响，从1993年起学界才开展有计划地翻译和撰写有关俄罗斯外交方面的著述。1994年进入了大规模研究和讨论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新时代”，有关“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学术论文以每年平均8.67%的增长速度，从1994年的398篇增长到2000年608篇。国际关系理论界出于对国际秩序的转换和世界体系的发展重视对苏联与俄罗斯的研究，俄苏问题专家也需要继续深度学习和引进“以美国主流理论为主”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也促使学者需要掌握更多其他地区和国别研究领域，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研究领域。欧亚地区问题研究门槛的提升不仅对研究者形成了挑战，也刺激了俄苏研究领域水平的提升。尽管挑战虽在，但俄苏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向后苏联空间国际问题研究转型的速度并没有下降。研究后苏联空间国际问题的“新时代”到来了。

除了上述“挑战与机遇”并存，还可以看到自1994年开始地区问题研究展现出一股进取的力量。这可以从学者关注的新问题和研究方法看出来，有关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外交战略、地区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外交内政的联动关系、国家与地区国际体系的关系等得到全方位覆盖。俄罗斯对外关系中的“东方外交”“平衡外交”等外交战略得到全面系统的考察。在90年代后半期的学术研究氛围中，可以看到学术共同体在对俄研究方面迅速寻找到问题领域与共识，针对俄罗斯的对外发展进行了充分有力的探讨。

对欧亚地区各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探讨，成为90年代中后期细分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部分。随着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外交研究的兴起，可以看到学界对俄罗斯的基本定位是处于复苏中“大国”。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和亚太外交政策成为学界关心的两个话题。尽管90年代中后期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波动不定，但学者对此热情不减。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更是引起较大关注。中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分量的一批学术著作也在此刻酝酿问世，引起国际关系学术界的很好反响。尽管在90年代研究后苏联空间地区“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学者依然保持强劲的进取心，并未出现类似美国在“苏联学”衰落后难以转型，遭遇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刺激了中国整体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后苏联空间领域理性审慎与乐观坚定的学术气氛。

三、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欧亚地区国际关系学研究规范化

2000年以来的欧亚地区问题研究进入新起点：一方面，普京当选为俄罗斯的新任总统，俄罗斯内外战略进入新的调整期；另一方面，“9·11”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向，恐怖主义和所谓“失败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国家内部威胁而非大国关系成为美国所关注威胁的焦点。因此，俄罗斯外交转型和美俄关系的演变成为地区问题专家研究的重点。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组织专家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交流讨论，形成了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专家们一致认为俄美关系并不存在零和博弈，利用欧美矛盾建立良好的俄欧关系，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成为普京外交战略的主线。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仅对大国关系进行分析性叙事，从理论角度挖掘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思考俄罗斯对外战略形成的动力与机制成为学界努力的新方向。冯玉军接连发表两篇文章，从理论上探讨了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的影响因素。关贵海、钮菊生、陈训明等学者着重于从俄罗斯意识形态、外交思想及地缘政治思想方面探讨俄罗斯对外行为的动力源。值得指出的是，新时期冷战史研究逐渐兴起。对冷战时期俄罗斯对外行为的探讨成为冷战研究的重要主题，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国际问题研究界与冷战史学界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史学与理论互相成长的“共生关系”。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展开，中亚地缘政治变局成为2002年的主题词。2002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新起点。自“上海五国机制”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一体化成为学界关注新焦点。潘光、许涛、赵华胜等专家开始了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长期跟踪研究，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两者作为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叠为欧亚地区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打开了新视界，也大大加强了学者对中亚和欧亚地区一体化深度的知识积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深入，邢广程、冯绍雷等专家组织团队开始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组织构建进行系统研究，有计划出版《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和《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发展报告》，延续至今。

对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逐渐开启的系统研究激发了学者对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第三方因素与新的问题领域的兴趣。随着能源政治和反恐斗争的兴起，俄罗斯在这些议题上的表现引起广泛的关注。2002年10月底,俄罗斯原油产量达到每天797万桶,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大国。俄罗斯在世界能源政治格局中占据了异常关键的地位，强化能源外交，同欧佩克抢占国际市场份额。“9·11”事件之后，在“反恐”问题上中美俄三国存在着广泛的共识，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但也展开了围绕着后苏联空间国家之间权力争斗的“大博弈”。正是这种大博弈导致欧亚地区兴起较多的问题领域：恐怖主义兴起以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扰动高加索地区、中亚费尔干纳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自2003年起欧亚地区不断涌现“颜色革命”；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安排；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加速了俄美在东欧国家和地区的争夺。围绕这一系列新问题领域，学者们努力精进，形成多种方法和研究方案，极大地扩展了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形成了中国欧亚地区外交研究机构的几大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密切关注欧亚地区时局，在咨政研究和学术理论创造之间构建平衡，具备强烈的创新精神。以冯绍雷教授为首的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团队力图打通国际政治与制度变迁的关联性，通过转型研究、权威政权建设来研究俄罗斯内外战略的延续性。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于2002年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一年后获得三个专业硕士授予权，在杨恕教授等人的努力下，国内中亚地区问题研究不断精进，其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和政治社会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中亚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在新疆，受恐怖主义和“大博弈”带来的周边环境的严峻影响，以潘志平教授为代表的中亚研究所开启了地区稳定与周边环境的研究，对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在地问题及其内外联动进行深度的探讨。在黑龙江，中俄交流与合作成为其研究重点。自2001年起，黑龙江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经济研究所合作，轮流承办召开中俄区域合作与发展国际论坛。除此之外，在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出现了研究新问题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