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白宫换了新主人后，国际社会普遍感觉美国内外政策风格大变：一是，从强调大我到强调小我。过去，美国不管做什么，不管实际出于何种目标，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披上一层国际主义外衣，强调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一致性。但现在，美国公开宣扬美国至上，强调主权、对等和民族主义，更关注自身利益了。二是，从开放包容向封闭狭隘的方向发展。过去，不管美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基本都认为美国有大国气派。但现在，无论与中国打交道还是处理与盟国关系时，那种曾吸引无数世界精英的大国风范逐渐消失。无论在处理移民问题还是外国公民在美就业问题上，美国都更显得狭隘了，外国人在美国生活也越来越难了。三是，从言义到言利。美国曾言必称正义，也经常以正义和良心自居。但现在，美国言必称利，而且还是自身利益，甚至不惮于强调美国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非常极端的主张。

对于这些变化，人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美国一直如此，只是现在出现一位“坦诚”的总统，乐于“揭开国际关系面前那层虚伪的面纱”。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的一个阶段性调整，美国内政外交的两面性仍然同时存在，现在只是一种极端暂时占据上风而已，未来美国会再次向开放宽容的方向调整。但不管未来如何，当前美国内政外交政策风格的显著变化，表明美国正经历一次战略和政策风格调整。

上述美国的政策和风格变化，主要是由于美国不自信造成的。而美国的不自信，则是由于国际格局调整后，美国无法再用传统手段维持自身地位。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是一个全方位的领导者：经济上，美国一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50%以上，制造业产值占世界60%—70%;军事上，尤其在海军力量方面，美国一家也曾大于世界各国之和;科技教育领域，由于战争期间各国科技教育精英纷纷逃往美国避难，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科技和教育中心，并维持至今;金融领域，世界上主要的硬通货和债券，也大都集中在美国手中。同时，美国虽然是最后一个参加二战的大国，但却领导盟军战胜了法西斯阵营，曾被认为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和解放者。在此基础上，美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霸权体系。虽然苏联曾在军事等部分领域拥有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以赢得第一次海湾战争为标志，美国处于几百年来世界政治权力的顶峰，构建了一个美国几乎完全主导世界的单极瞬间。但凡事都是盛极必衰，美国很快遭遇了严重的安全和经济挫折。2001年的“9·11”事件表明，美国在赢得传统安全竞争以后，仍然不是绝对安全的;2007年次贷危机表明，美国不再仅仅是世界金融问题的解决者与仲裁者，本身也可能是问题的来源和制造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美国不再仅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贡献者，本身也经常需要世界尤其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支持。

由于国际格局和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手段，现在已经失去效力。例如，贸易优惠曾是美国影响很多国家内政与外交走向的主要手段。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美国通过单边的贸易最优惠国待遇牌，就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左右一些中国的内外政策。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美国通过单边调整常规贸易政策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的能力下降。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国采取的主要手段，已经不是世贸组织许可之内的常规手段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影响，多数也在下降。美国曾是世界2/3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现在这一数字减少了一半。这意味着美国对很多国家的贸易影响力也在下降。

甚至是在美国最擅长的军事领域，美国的影响力也在相对下降。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是绝对的海洋霸主。各国领海以外的海域，基本都曾是美国的自由活动空间。但现在，亚洲国家的海上力量，如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都在上升。另外，随着更多国家海空力量的发展，以及越来越多沿海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内不断对相关海域提出更多权利主张，美国海空力量在很多海域即使没有被驱离，在领海以外海域和上覆空间活动的自由度，事实上也被削弱了。美国频繁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一定程度上就是战略自由度被削弱以后的应激反应。

总体来看，美国当时的政策风格变化，其实是美国领先优势被削弱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策略调整，尤其试图通过欺凌和恐吓等手段，来弥补自己被削弱的影响力、被动摇了的国际地位。这在短期内是有可能实现目标的，毕竟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做一些其他国家不可能做的事情。其他国家也倾向于向美国做一定让步，也避免与美国之间的直接战略对抗。但这实际是透支未来的一种非常规手段，虽短期内可使美国看起来更强大，但却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在长时期内，力量格局的调整一定会带来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关系，最终还是会回到这一常规国际关系逻辑上来。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