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取决于两个因素：

首先，从上海自身发展来说，正在全力实施的自贸试验区建设、“四个中心”建设、科创中心建设等都要服务“一带一路”，不服务就没有发展空间。以“四个中心”为例，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这四个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上一轮全球化的重心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贸易、投资等的对象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所占比重也是最大。当经济全球化逐渐从西方向非西方、向新兴经济体、向发展中市场转移，“四个中心”建设也应着眼于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只有这样，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空间。

其次，从地理条件来看，上海是国内唯一一个处于“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三者结合部、连结点的地区，这是上海独特的地缘优势。

桥头堡是枢纽、是联结，它所提供服务应该是全方位、多功能的，不是单纯修条路或者输出某个产业，而在这方面，上海是最具备综合实力的。因此，从桥头堡的定位来说，《行动方案》要与上海整个发展战略结合，上海各种软硬实力建设也都要与“一带一路”结合。 

打造网络平台化的综合性新型智库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现在，国内“一带一路”相关研究机构已有不少。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特色在哪里？研究院成立后，将有哪些重要举措？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科的完整性。复旦大学拥有文理综合优势，社会科学拥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有些学科位于全国前列。这样一个学科整齐、发展均衡的体系，有利于建立“一带一路”综合研究基地。现有的一些“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大多是偏重某一方面，比如针对某个区域或者聚焦于技术、经济、安全等具体领域，把所有的学科力量集中起来研究“一带一路”的研究机构，目前还是很少的。事实上，研究的综合性和全方位性与“一带一路”本身实践的综合性是相吻合的，“一带一路”不是纯技术或者侧重经济、安全某个方面的，因此要用综合的办法来研究“一带一路”。

二是“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阶段走向实践中的推进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从倡议到平台，意味着实践的内容大大提升，也意味着重点要转向解决问题。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一定要把学科研究内容与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结合，把“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难点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加强研究针对性、有效性。

三是服务上海。上海要发挥好“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就要与上海承担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比如，如果将来上海按国家要求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一带一路”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可以在自由贸易港中先做。此外，“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法律、人才等问题，上海也要带头研究。

关于研究院未来发展，重点就是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新型智库。研究院目前实行“项目—二级所—研究院”的架构。具体来说，复旦社会科学每个二级研究院都有一个“一带一路”研究所，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用项目制联结这些研究所。作为一个综合性智库，研究院与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省区的学术机构、大学开展合作，并建立了国际智库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智库建立联系，重点形成中国—东盟10+1智库联盟、中国—中东欧国家16+1智库联盟、中美智库对话、中英智库对话、中印智库对话、金砖国家智库联盟等“一带一路”智库区域网络。除了项目研究，研究院还将针对实际需要，为政府、企业、社会等提供相关研发支持，比如人才培养，既培养中国“走出去”的人才，也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培养当地人才，目前有些国家已主动提出要与复旦合作建教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