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经贸正在进行趋势性的脱钩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贸易、投资、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现实情况也支持脱钩的判断。即便从脱钩最缓慢的贸易领域来看，脱钩的趋势似乎也难以避免。虽然在2022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依然有7594.27万亿美元的规模，但自2017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对各自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总的来看，在经贸领域，中美对彼此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下降。那么，2023年，中美经贸关系是否依然会延续脱钩的趋势呢？

中美经贸关系受制于整个中美关系，与其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抉择。当美国愿意发展对华关系时，中国也愿意对接；当美国调整对华关系战略时，中国也会试图应对。应该将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对华战略放到其整个对华战略中来理解。美国往往在制定整个对华战略之后，在此指引下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国建国后，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美没有建交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接近冰点。中美建交后，美国奉行对华的接触战略，美国主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经历了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特朗普政府更是直接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奉行“战略竞争”或“遏制”的对华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如果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深刻调整，中美之间的对抗或冲突会波及经贸领域。中美经贸只能在双边关系不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内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中美关系难以改善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改善的空间也有限。

拜登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的以重构为主的对华经贸战略。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阐述拜登政府对中美经贸的愿景时，认为recoupling是比decoupling更合适的表达。Decoupling和中文的“脱钩”对应，但普遍将recoupling翻译为“再挂钩”却值得商榷。“再挂钩”有强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意思，但拜登政府显然不会这么做。“重构”是与recoupling对应的最合适的中文词汇。重构意在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试图调整已有的存量。重构的内涵很丰富，其原因在于美国对中美经贸的现状不满，试图做出实质性改变。很显然，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只不过当时重构的节奏比较缓慢、意愿不那么强烈。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短期快速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其重构的节奏快、意愿强。拜登政府重构的意愿依然很强，但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放缓了重构的节奏。拜登之后的美国政府将会延续重构对华经贸关系的战略，但节奏和手段可能会有不同。

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手段上有所区别。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双边行动，希望在短期通过迫使中国屈服和改变、满足自身的诉求来取得成效。所以出现了2018-2019年中美关税战的激烈交锋。虽然中美关税战很激烈，但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进行频繁的双边对话和谈判。拜登政府意识到无法通过单边施压的手段达到重构的目的，调整为采取区域和多边的围剿行动，意在塑造中国周边和整个国际范围的经贸环境。所以拜登政府在中美双边层面采取的行动有限。拜登政府一方面默认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既不取消也不升级，也不重视中美签署的一阶段经贸协议；另一方面在区域层面搭建印太经济框架协议、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框架。从拜登政府的手段来看，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建立经贸对话，因为它已不对改变中国抱希望，只希望通过构建“排华供应链”分工体系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2023年，美国将会继续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的脱钩趋势也难以逆转。如前所述，美国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会改变，只是手段会有所调整。但无论什么样的手段，都会造成中美之间脱钩的结果，只不过脱钩的范围和速度会有所不同。首先，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导致经贸领域的合作弱化；其次，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单边的施压手段和中国的反制会导致双边经贸大范围、快速度的脱钩；再次，拜登政府时期区域和多边围剿式的手段会使得双边进行精准的、缓慢的脱钩。拜登政府很难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使得关税继续成为中美贸易运行的障碍。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快速脱钩将得以延续。拜登政府还会通过不同的排华框架在重点产业加紧打造“排华供应链”。

中美经贸仍是中国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中美存在诸多难以相让、非常敏感的分歧，但经贸不在此之列。经贸是可以谈经济利益、交换经济利益，也能取得共赢的领域。经贸不仅涉及政府之间的交往，还包括企业界、普通民众。企业界、普通民众之间的商业往来支撑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经贸关系虽然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双边关系，但是可以降低双边对抗和冲突的烈度和速度。因此，中国仍尽可能地从经贸领域着手改善中美关系或者降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正如在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说，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策略“允许每个政府部门都遵循其自然倾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国防部与情报界的利益和行为是有区别的。中美两国经贸部门积极展开对话和磋商是可行的。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但中国的应对可以更加主动。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考虑，维护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努力对冲美国的重构战略，让中美经贸关系在重构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不主动与美国脱钩，降低美国脱钩的程度和速度。事实上，即便美国不奉行主动重构的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客观地重构。即便中美在经贸领域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其紧密的经贸关系也会让双方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需要思考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希望如何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1949年以来，中美经贸有过冰点、有过热恋，如今则处于对抗与冲突的境地。虽然中美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双方在经贸领域都需要彼此。美国前财长保尔森2023年1月在《外交》杂志撰文称，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行为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在美国试图与中国弱化经贸联系时，其他国家正在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利益。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助于推动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各方都希望中美经贸关系能够在2023年有所改善。

（苏庆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