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事实
第一，全球粮食安全总体形势
1.粮食不安全率有所提升
2019年世界人口中有9.7%（约7.5亿）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在2020年急剧增加之后，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2021年基本保持不变，但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有所加剧。2021年，全世界约有2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以上趋势势必会导致全球粮食安全短期内爆发危机的概率增加，同时中长期世界粮食安全保障不确定性增强。
2.粮食产量及贸易量双增，大豆、玉米贡献率较高
1992-2021年全球以小麦、大米、玉米及大豆为主要粮食产量增幅近两倍。其中，小麦和大米产量增幅相对较小，大豆和玉米增幅明显。即近30年全球粮食产量的增量中玉米贡献率最高，大豆次之。同期全球粮食贸易量增长2.63倍。同粮食产量一致，贸易量增量中大豆、玉米贡献率位居前二，分别为37.5%和33.16%。
第二，我国粮食产量及结构情况
1.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口粮供给充裕
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高达6.83亿吨，较2020年增加1336万吨，其中谷物产量6.33万吨，较2020年增加1602万吨。同时，一方面，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013年148.70千克降至2019年130.1千克；另一方面，少子化叠加老龄化，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我国人口总量峰值将加速到来。鉴于人均粮食消费和人口总量双降，总体上我国口粮供给充裕。
2.饲料粮需求显著增加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膳食结构已经由“以粮为主”向“以肉、禽、蛋、奶为主”转变，人均肉、禽、蛋以及奶类食品消费量增长显著，导致饲料粮缺口扩大。上述变化导致2016年以来以大豆为主的饲料粮进口依赖度超85%。此外，为了弥补大豆缺口，近些年国内玉米消费量增幅明显，导致玉米需求缺口也显著扩大。其中用于饲料的玉米消费量由1994年0.74亿吨增长至2021年2.11亿吨。
二、挑战与风险
我国粮食供给总量增幅明显，但结构问题日趋凸显。因此，更需关注粮食的结构问题。在当前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量质分层、结构性短缺的显性挑战以及疫情和地区冲突冲击下次生灾害、供应链断裂以及价格波动等隐性风险。
第一，内部挑战
量足不代表质优，量足只能满足基本生存必需，质优才是解决人们高质量诉求的有效途径。稳量提质、结构性短缺和脆弱的粮食流通体系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1.量足质忧问题突出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对粮食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需求。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均收入显著提升，新时代新诉求已实现由“求生存”向“享生活”转变。我国粮食行业正向着高质量快步迈向，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愈加明显，仅仅保证口粮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因膳食结构改善带来的更高品质的粮食需求。当前，人们对优质粮食需求以及对食品多元化诉求日益提高，“吃得更少，但吃得更好”更加明显。因此，在我国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因需求质量升级致粮食品质提升的挑战。
2.大豆和玉米产需缺口难以靠自身弥补
我国大豆进口依赖将持续维持高位，玉米则已由过去产需平衡向部分依赖进口转变。首先，从效率来看，单产量较低，结构性短缺问题难以克服；其次，从产业链来看，下游产能快速恢复扩大供需缺口；第三，从预期来看，国内市场情绪助推供需形势趋紧，部分粮食价格仍处高位。
3.粮食流通体系运行效率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粮食市场流通体系运行效率不高，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生产集中度高、流通层级多以及运输周期长等。一方面，我国粮食市场主要以规模小的初级交易市场为主，从农户到消费者需要层层转运，粮食供应链两端的零散性决定了中国粮食流通的多层级性，而各层级粮食市场之间定位不明确，相互缺乏联系和互动；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不断增加对跨省移库的调运诉求，但受运输距离长等客观条件制约，以及我国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铁路运输和水运渠道均无法解决粮食供需和产销之间调剂难度大和周期长的问题。
第二，外部风险
当前全球疫情尽管得到有效控制，但病毒不断变异导致疫情存在潜在爆发的风险，加之国际形势不确定性日趋凸显，导致粮食贸易环境依旧复杂。一方面，部分国家粮食安全预期趋紧增加国际粮食市场异动风险，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势使部分国家采取增加战略储备、限制甚至禁止出口等措施以保证本国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部分粮食出口国或将采取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进一步导致粮食物流中断、交易停顿，最终影响国际粮食贸易。
1.不确定性增加粮食供应链断裂的可能
从外部供应上看，当前不确定性集中于疫情走势难以控制，各国抗疫措施不同程度阻断粮食供应。在疫情正处不断爆发、持续蔓延的情况下，美国和拉美疫情传播仍在继续，而上述两地恰是我国大豆和玉米主要进口来源地，由此为我国大豆和玉米供应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时，国际地区冲突频发导致多数粮食供给国对进行惜售、限售、停售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
2.粮食价格增速凸显
从价格上看，鉴于新冠疫情对粮食生产、物流中转、终端配送等造成较大影响，引发预期不稳和传导性恐慌，带来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如2021年4月30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涨至近8年最高水平。全球粮食价格在经历连续12个月的超长上涨后，尽管在6月首次出现回落，但同比仍增长了33.9%。同时，粮食已成为当下众多投资者优选投机目标，资本炒作进一步助推全球粮价。
3.恶劣气候提升粮食进口成本
以大豆为例，由于美国大豆主产区频遭不利天气，产量及库存预期下调；南美大豆产区仍偏干旱、播种受到一定影响。国际大豆价格受此预期影响持续上涨，带动我国进口大豆成本上升。此外，当前恶劣天气不仅影响对大豆等粮食预期产量，还会冲击粮食商品运输，进一步加剧通胀担忧，大大影响我国进口的运输成本。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间，美湾大豆、巴西大豆以及阿根廷大豆海运费用呈明显增长态势，并屡刷历史最高水平。
三、应对方略
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应建立“稳粮食产量、精准寻求替代、提升农民积极性”三支柱、“国内供给+国外补充”双保障的粮配模式，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第一，整合我国粮食耕地，发挥粮食主产区的规模优势
一方面，应积极加快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构筑粮食产购销加储一体化。根据地区禀赋、产业分布、基础设施条件等特征整合粮食耕地，以带促链，实现更加完备的粮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为集中化管理提供便利政策配套，全面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粮食结构动态化调整，充分利用地区比较优势，发挥粮食主产区的功能性规模优势；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保障并提升我国粮食自供能力。
第二，就地产业化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定心丸”，但并非长久之策。我国应逐步改变粮食作为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特殊商品属性，通过本地产业化、深加工延长粮食商品价值链，提高粮食商品的经济附加值，使农民就地变为“农业产业工”，不仅种粮有收入，而且参与本地粮食产业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以后者推动前者，“输血”变“造血”，效果优于单纯发放补贴，农民种粮积极性势必会有所提升。
第三，重视粮食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种子是粮食产业链的源头，也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当前我国粮食种业市场面临核心竞争力不足与国外侵蚀双重危机。我国应该将种子安全视为粮食安全的核心，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中更加强调后者，通过技术攻关克服被国外“卡脖子、使绊子”的难题，在耕地面积不减的情况下实现质、量双升。同时，我国应不断加强与跨国企业合作，增强在全球各地区粮食生产国的供应能力，确保进口粮食买得到、运得回，从而保证粮食供应链安全。
第四，提升我国粮食流通效率
提升我国粮食流通效率需要从国内流通链一体化、数字化以及国外粮食供给两方面考虑。对内而言，进一步完善我国跨省粮食重要物流通道和节点布局，通过建立粮食“储加运”基地实现仓储、加工及物流一体化。同时，进一步加快信息技术与粮食各环节深度融合，推动数字赋能粮食流通链协同转型。对外而言，应积极了解各国相关土地法律制度，与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合作，择机建造“飞地粮仓”，为我国海外粮食购、储、运提供便利，确保海外粮食流通效率。
第五，持续推进“大豆替代工程”以降低对其集中依赖
“大豆替代工程”主要包括寻求大豆进口替代国和替代品两部分内容。其一，加强我国与大豆进口替代国经贸合作，更加重视提升与阿根廷和乌拉圭间的经贸往来，促进大豆和工业制成品等商品的优势互补，同时加强在农业物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其二，寻求大豆替代品化解集中化、单一化的风险。当前采用玉米作为替代品弥补大豆缺口的结果直接导致玉米临储见底，价格飙升。未来应适度调配库存陈化谷物，并通过配额粮形式进口部分大麦、高粱等商品对大豆、玉米等饲料粮进行补充替代。此外，还可采用植物类蛋白对动物类蛋白替代，缓解因动物蛋白摄入增加导致饲料粮缺口扩大的压力。如2013年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北京宣言中指出，藜麦在提供高营养食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未来可以以藜麦产业合作为突破口，在满足对高蛋白摄入需求的同时，加强中拉粮食合作。
（作者：郑猛，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岳云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摘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