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变迁中的国际能源秩序与中东的角色
2022年08月14日  |  来源:国际研究学部  |  阅读量:2523

能源供给和能源需求力量的相互角力主导了国际能源秩序的演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欧佩克产油国为首的石油资源国收回了国家的资源主权,从而打破了由以“七姐妹”为首的西方石油公司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此后,以欧佩克为首的石油生产国集团、以国际能源机构为首的能源消费国集团,以及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能源消费国家的壮大、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石油新贵的崛起,引导了国际能源秩序的不断演进。2022年2月下旬,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爆发,美西方对全球重要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亦实施了能源进口“去俄罗斯化”政策,上述情况将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能源秩序的重构。而作为全球能源供给核心地带的中东地区,在全球能源秩序重构中,其地位和影响也会随之出现诸多结构性变化。

一、国际能源秩序的演变

1973年“石油禁运”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供给和能源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在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国际能源秩序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并分别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是:1)欧佩克主导下的国际能源市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2)欧佩克与国际能源机构相互制衡下的国际能源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21世纪初);以及3)国际能源秩序向竞争型市场转变(21世纪初至今)。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欧佩克是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量的供给方集团,对国际油价波动有着强大影响力。这一时期,欧佩克通过固定价格的策略影响国际油价,欧佩克首先设定沙特34°轻质油价格作为欧佩克的基准油价,然后规定欧佩克各种原油与基准油价的差价,欧佩克成员国则是按照确定的价格向外出口原油。为维护欧佩克的标价和差价体系,这一时期,欧佩克各国往往能够在产量上做出巨大牺牲,例如,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为执行“限产保价”策略,沙特、科威特、利比亚三国产量降幅超过50%,尼日利亚、阿联酋、卡塔尔三国产量降幅超过30%,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减产幅度也分别达到了23.6%和1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能源机构实施的很多政策,特别是对替代能源和能源效率的重视,开始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这包括替代能源的发展导致电力部门对石油的依赖持续下降,以及节能技术带来能源使用效率的大幅上升。替代能源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经济增长对石油依赖程度的大幅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石油需求波动结束大起大落,总体稳定在0-3%,即使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仅是带来石油消费增速的下降,而非石油消费总量的下降。而国际能源机构实施的政策对欧佩克的市场影响力构成一定制约。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相比,欧佩克成员国产量调整的协同性以及产量调整的幅度大幅降低,欧佩克也很难影响国际油价的趋势性变动。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石油需求快速增长,非欧佩克石油产量持续上升,而高油价又对“碳中和”和替代能源的发展构成支撑。国际能源市场的上述变化,导致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对能源市场的控制力受到削弱。国际能源秩序也开会向竞争型市场转变。

二、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秩序的冲击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联合欧盟等西方国家,在金融、贸易、能源项目合作等领域对俄罗斯诉诸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制裁。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并未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制裁却对其能源生产和能源出口的正常开展带来阻碍,并给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严重的短期冲击。鉴于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地位,对俄制裁常态化,必然也会对国际能源供求和国际能源政治带来长期影响。

首先,俄乌冲突带来国际能源市场的短期失衡和能源价格的快速攀升。俄罗斯是石油、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大国,俄乌冲突爆发以及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很快传递到国际能源市场,并引起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在原油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价很快进入上行通道。2022年2月24日,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96.84美元的基础上快速上涨;3月7日,盘中摸高至139.13美元,此后,受国际能源机构释放紧急石油库存影响,国际油价才开始回落,但截至2022年4月28日收盘,伦敦布伦特期货价格仍维持在107.22美元/桶,明显高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与原油相比,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幅度还要更为迅猛。纽交所天然气期货价格在2022年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在4.402美元/百万英热,此后开始震荡上行,在2022年4月18日,盘中摸高8.065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后,价格逐渐趋于稳定。

其次,俄乌冲突将会给国际能源秩序带来结构性变化。长期来看,受俄乌冲突影响,国际油气供求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在供给方面,是俄罗斯油气产量及其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会因国际石油企业和油田服务企业的撤出而持续下降。在需求方面,则是欧洲国家将会持续减少、乃至完全中断对俄油气进口,实现欧洲油气进口的“去俄罗斯化”。此外,俄乌冲突也将改变全球“碳中和”进程的发展轨迹,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一直是“碳中和”的积极倡导者,而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能源政策由“脱碳”转向“能源安全”,以及出于保持能源价格竞争力的考虑,必然会对全球已达成“碳中和”路线图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

最后,俄乌冲突将也将会给国际能源政治带来深远影响。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俄乌冲突将导致美西方制裁效力下降。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希望通过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达到削弱俄罗斯的目的,然而,沙特、阿联酋等资源大国却拒绝了美西方施加的增产压力,表示继续按照“欧佩克+”减产协议规定的产量配额生产石油。而且,包括印度在内,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并未大幅削减与对俄贸易规模。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将导致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下降。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是美元维持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美西方对俄制裁,通过将其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系统,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等手段,然而,面对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主动发起反击,从2022年4月1日起,俄罗斯实施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要求购买俄天然气的“不友好”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而面对俄反制,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斯洛伐克等欧盟国家也同意开设卢布账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三、国际能源秩序变迁中中东角色之变

在俄乌冲突给全球能源供给和能源政治带来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作为全球能源供给的核心地带,中东在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并会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中东油气资源国的话语权也会得到显著提升。

首先,欧盟对中东能源依存度持续上升。中东是全球能源供给的核心地带,不但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光热资源的储量也极为丰富。在油气资源方面,由于油气产量全球占比明显低于资源储量全球占比,很多中东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采比要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中东地区仍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最具增产潜力的地区。而欧洲能源进口“去俄罗斯化”所带来的油气供给缺口,未来也只能主要依靠中东油气资源大国来满足,欧洲国家对中东地区油气进口规模将会持续扩大,对中东地区油气依赖程度也将会持续增加。

此外,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为优质的光热资源,除波斯湾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每千瓦光伏电池板平均年发电量介于1753-1899千瓦外,中东其他地区的发电量都在1 900千瓦以上,光伏发电潜力巨大。多年之前,欧盟就曾考虑修建连接北非地区的“超级电网”,通过从北非地区进口低成本的光伏电力,实现欧盟确立的“脱碳”目标,而在“能源安全”的驱动下,欧洲对中东地区跨区电网的建设或将加速。

其次,中东将成为国际能源投资的热点区域。欧盟对中东油气进口需求的上升,将使该地区成为国际油气投资的热点区域。首先,在油气部门,在高油价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竞争力以及产油国财政实力的提升,也有助于中东国家加快新能源电站的建设。在欧洲油气进口“去俄罗斯”化的大背景下,中东很多油气资源国都有计划提升油气生产能力。例如,伊拉克计划在2027年将原油生产能力由当前的400万桶/日提高至800万桶/日;卡塔尔已通过价值287.6亿美元的北部气田东部开发计划,提出到2025年将天然气产量提升43%的目标;阿联酋则是计划到2030年将石油产能在现有基础上提升25%,达到500万桶/日。

除中东传统油气资源大国外,埃及、以色列等国在东地中海区域也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连接相关区域与欧洲的天然气管线的修建也在筹划之中。其次,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很多中东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的快速攀升,中东油气资源国财政平衡得到改善,政府也有能力加快新能源电站的建设步伐。

最后,中东资源国能源话语权显著提高。受俄乌冲突影响,中东资源国能源话语权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东资源国石油生产政策的自主权将会得到显著提高,这是因为俄乌冲突将会严重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合作机制,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因受美西方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产量调节能力必然会受到严重削弱,“欧佩克+”减产联盟很可能在2022年9月,现有合作协议生效期满后,不再设定新的配额目标。而在欧佩克内部,沙特也会因增产潜力远逊于伊拉克、阿联酋等其他资源大国,逐渐失去在欧佩克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欧洲能源进口“去俄罗斯化”将进一步提升中东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欧洲能源进口“去俄罗斯化”的同时,必然会增加对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而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又对中东能源有着很高的依赖性。因此,从未来全球能源供求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来看,中东地区重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也将会受到更大牵制,对中东资源大国的政策影响力也会下降。

(作者:刘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自《西亚非洲》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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