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款新冠疫苗投入使用，全球抗疫进入了新阶段。“下半场”的开局应该说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全球多个研发平台齐头并进，疫苗问世的时间线大大缩短。“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建立也一定程度推进了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步伐。但是，另一方面，疫苗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依然普遍存在，全球与地区层面缺乏免疫以及防控策略的筹划与协调。印度当前疫情的急速恶化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严重的疫情，都暴露出这个问题。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疫苗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全球已经接种的约10亿剂疫苗中，44%由发达国家获得；另有12个发展中国家迄今尚未启动疫苗接种。多边机制COVAX虽然获得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又不得不与这些国家竞争产量有限的疫苗。

英美的出口限制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疫苗民族主义问题。截至2021年3月，在世界主要新冠疫苗生产国中，中国、印度与欧盟的出口均超过总产量的40%，而美英两国的产量则百分百供本国使用。由于不满疫苗生产商阿斯利康优先向英国供货，欧盟也开始限制疫苗出口。印度血清研究所的生产能力虽然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是由于美国限制原材料出口及印度国内疫情的“海啸式”反弹，实际出口势必受到影响。因此，COVAX将5月底前预计提供的疫苗数量由2.4亿剂降低到1.45亿剂。

其次，虽然全球疫苗供给严重短缺，但不同疫苗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中俄疫苗出海面临“政治风浪”。表现之一，是反复无端遭遇针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近期，中国一位疾控专家关于进一步改进疫苗接种流程的会议发言，被外媒渲染为“承认”疫苗保护率不高。事实上，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有很多案例可以证明：参与科兴疫苗三期临床试验而实现了“群体免疫”的巴西小镇Serrana，在这一轮全国疫情恶化的大背景下住院率不断下降，生活逐步走向正常。而俄罗斯“卫星-V”疫苗虽然已经得到60多个国家的批准，并正在接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审查，但不少西方媒体仍然称其“存在争议”。

表现之二，是对中俄疫苗的使用往往伴随着政治化解读。由于欧盟疫苗采购进展缓慢，部分成员国开始与中俄生产商接触；中俄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为数不多的疫苗获取渠道。但是，在战略竞争的“有色眼镜”下，最善意的举动也可以被解读为“威胁”——在“疫苗外交”的话语框架下，中俄疫苗反而变成了破坏欧洲团结以及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特洛伊木马。

疫苗问题上的分裂与对抗令全球抗疫前景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已经看到，新冠病毒具有快速变异的能力，在印度发现的多突变病毒就是例证。一旦出现具备“免疫逃逸”能力的变异，即便部分国家与地区达到或者接近“群体免疫”的目标，也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感染。因而，必须尽快采取切实行动增加疫苗供应，协调全球分配，这不仅仅涉及道德与正义问题，而且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卫生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应当鼓励并协调技术转让进程，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企业获得生产新冠疫苗的能力。全球产能的提升可从根本上缓解出口限制等疫苗民族主义做法。就中国而言，不仅是灭活疫苗生产技术的转让方，同时也与俄罗斯、德国企业合作生产腺病毒与mRNA疫苗。如果各国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培训、质量监控等环节形成国际标准并提供便利，不仅有利于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应对，从长远来看，对发展中国家抵御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建设也是必要之举。

第二， 应当进一步增加国际机构疫苗审批过程的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将完成对中国国药与科兴两款疫苗开展的紧急使用授权评估。如果进程顺利，相信会打消一部分针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能够为部分没有能力独立开展评估的国家提供指导。但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不同疫苗通过世卫组织授权评估的速度差异很大。如果能够就评估进程和依据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将有助于打消人们疑虑、提升对评估进程本身以及相关疫苗的信任程度。

第三， 各国媒体应担负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在国际交往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媒体在塑造国际舆论和公众态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用科学的态度客观报道各种疫苗使用中的效果与不良反应，不为疫苗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推波助澜，应该成为各国媒体报道中的一条职业准则。

事实上，在新冠疫苗的使用上，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各国合作回答。例如，不同类型疫苗“混合接种”的可行性如何？现有疫苗对病毒变异的保护效力如何？该如何做出针对变异“升级”疫苗的决定？维持包容的国际合作氛围与畅通的国际合作渠道，对于国际抗疫“下半场”的胜负至关重要。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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