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接受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访谈时指出：“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是1840年代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动开放，也就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现在要开始第三次开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开放的元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历史上看，哪个国家开放，哪个国家就会在胜利的一端；哪个国家封闭，哪怕是最强的国家也会衰落。”

IPP评论：疫情确实对全球各国都带来巨大冲击。在您看来，疫情给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究竟造成了怎样影响？

郑永年：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一年，在过去这一年，疫情对人类产生了全方位冲击，人类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面临巨大的检验。美国目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军二战阵亡人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如果中国的疫情死了这么多人，美西方会如何批评我们？他们可能会把所有妖魔化中国体制的词汇都用上。

但目前美国国内并没有因疫情而对制度进行反思。不同国家在抗疫方面的不同表现确实涉及根本性的制度之争。疫情以来，制度之争不可避免，每个国家都在争论。不过，我觉得大家很多的争论还是太狭隘。政治之争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有广义上的制度之争，包括经济制度之争、政治制度之争、社会制度之争。

首先是经济制度之争。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有一次拿出一个口罩来说，尽管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具有最先进的医疗体制，但是美国老百姓没有安全感。这是因为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这些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安全的医疗物资，美国国内不生产了。这不是说美国没有能力生产，背后就是一个经济体制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生产口罩了？

资本在美国的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口罩、防护服、洗手液这些医疗物资的附加值不高，国内生产的利润不高。在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 · 罗杰克所说的超级全球化的时代，美国资本把这些附加值低的生产线全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资本主导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结构畸形了。当一个经济体体制中资本太占据主导地位，就要出现很大的问题。

社会制度的问题也一样。在东亚社会，我们戴口罩已经成了自觉习惯，老百姓不会抱怨戴口罩。但在美国社会，戴口罩就成为大问题。美国的武装民兵甚至要捍卫不戴口罩的权利。这就涉及社会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太个人主义，那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很难得到保护。

制度之争最核心的还是政治制度之争。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当中央决定武汉封城的时候，中国政府知道这必然会伤害经济，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跳出来说经济比生命更重要。各个地方都动员起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动员起来后，大家把所有的资源整合起来，集中力量帮助武汉。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就是国家的动员能力。

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美国国会就有议员说经济比人的生命重要。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动员能力，美国也有非政府组织（NGO），但NGO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两党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面临新冠疫情的时候，美国的政治治理制度出了大问题。

这次新冠疫情对人类各种类型的制度是个大检测。那么，大家是不是能从中学到一些教训去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呢？我觉得很难说。人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希望各个国家看问题不要太意识形态化。疫情是人类的一个共同敌人，不同制度上可以相互学习。

世界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国界的卫生体制来对抗病毒。不仅仅是疫情危机，实际上随着我们工业化，人类还面临着各种危机，人类发展面临很多挑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全球化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如何建立一个全球村的样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是下一步我们发展的方向。

IPP评论：从制度层面看，为什么中国的疫情可以控制得这么妥当？

郑永年：这次疫情确实是对各方面制度造成冲击。中国做的好还是需要从各个方面的制度因素中分析原因。

首先就是经济因素。中国现在属于混合经济体，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还有国家和民营企业的互动。中国既不是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像英美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体。中国官方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经济。

我最近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中文版名字是《制内市场》。其中谈及中国从汉朝到今天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中小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中国的三层资本均衡时，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出了偏差，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国都是三层资本的有效分工合作。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混合经济的结构非常好，正是因为这三层市场，我们国家现在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

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所有的产品我们都能生产供应，当然质量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不一样，它是资本主导的。我们既有政府主导的经济，也有民营资本主导的经济，所以非常平衡。中国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情况。

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我们为何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他们觉得世界上粮食多的是，中国可以从外国采购。但我们政府还是坚守住了这个红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假定一个世界市场是存在的；问题是地域政治一变化，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所以经济体系不能太过于让资本来主导。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为社会服务的。马克思说，资本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资本没有社会功能。在中国，政府跟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而不像西方那么失衡。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就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到今天为止，这个经济结构还没调整过来，依然是资本主导，中国的情况好得多，政府跟市场两个角色都发生作用，会更有效。

社会制度因素也很重要。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打压社会组织，但是我们这次看武汉的情况，我们既有政府，也有民间组织和企业家共同参加防疫工作。社会与政府间的配合也是一个关键要素。

政治制度因素更重要。美国的问题就是其政治主体出现问题了。过去两党比较有共识的时候，美国的决策就比较有效，但现在两党为了否决而否决，没有一点共识。在重大问题上，大家没有共识就很麻烦。危机时候，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无法应对重大危机。

中国的政治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主体是有效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在疫情问题上没有多大的争论，没有人反对生命第一，没有人跳出来说经济第一。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的动员能力、决策能力、实施能力，在这次新冠疫情中都全面体现出来。中国的短板只是没有讲好我们的抗疫故事，我们需要总结如何把故事讲好。

IPP评论：疫情之下，中国在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能向国外提供援助？

郑永年：大国应当有大国的样子，也应该做大国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还在受帝国主义挤压封锁的时候，我们也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那个时候，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西方一些人批评中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其实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确实有封建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国家强大，所以向中国周边的小国提供单边开放政策。这些小国的代表向中国皇帝叩个头，中国皇帝就同意向这个国家开放贸易，小国给中国皇帝五块钱，中国皇帝退给你十块钱。用今天话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愿意向周边国家开放，共享发展成果。

今天的中国当然更好，我们已经是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什么是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就是各种国际公共品组成的。所以我们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出口医疗物资，承诺向国际社会分享新冠疫苗。这是国家应有的文明精神。这种文明精神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疫情爆发后，中国在自身很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像美国那样，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反而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还去帮助别人。我们如果自己发展起来，却不让其他国家发展，我们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如果你自己一个国家富裕了，其他国家还很贫困，你能感觉到安全吗？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富邻、睦邻？共同的发展才是发展。如果你在困难的时候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最终受害者还是你自己。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IPP评论：2020年马上就过去了，您能不能对中国和大国的关系做一个整体评价？2021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走向何方？

郑永年：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载入史册，2021年可能还有更多的危机会爆发。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认为，2021年的粮食危机可能比2020年还严重。大国关系也面临巨大挑战。疫情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一个检验，对大国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中美关系在20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虽然与特朗普政府有关系，与特朗普的性格有关系，但主要原因不是这些，而是大国关系在发生重大变化，二战以来的所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在动摇。我们当前就处于一个新老国际秩序碰撞的痛苦过程中。

联合国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欧洲一些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要改变，但美国不同意。美国认为现有的体系是它自己领导建立的，看成是美国的“私有财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不像苏联，我们没有另起炉灶。尽管我们强大了，但我们还是选择加入当前的世界体系，跟世界接轨。我们不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革命，而是寻求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合理。我们的很多动议像“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金砖银行都是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补充。

今天，如何跟美国相处就成为我们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未来世界的体系建立肯定避免不了中美之间如何合作。中美之间如果合作了，重建或者重塑世界体系没有问题。如果中美之间找不到合作的地方，分裂或者冲突了，那么世界体系就会碰到很大麻烦。我希望2021年中美在未来世界体系的建设上能有一个好的开端。这个好的开端并不是没有希望，美国的一些精英人物也意识到，特朗普从世界事务抽身出来、搞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美国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像中美贸易战，美国损人一千的同时也自损八百。拜登的领导团队可能会比较理性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可以找到很多合作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层面，比如气候危机等都是需要中美合作的。

区域层面的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中国现在与东盟国家等签署RECP，中国与东盟就是一个共同市场，那美国要不要参与到这个市场？如果美国只是在军事上耀武扬威，自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没有经济基础，军事是不可能可持续下去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对CPTPP也持开放态度。

特朗普毫无理性地把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都停下来了。过去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众多优秀人才，也包括中国人才。特朗普把科技问题高度政治化，切断了一切，美国自己也受到很大损失。拜登会比较理性一点，他不见得会对中国退让，但是会比较理性。只要理性就能看到中美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觉得2021年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新秩序将要拉开帷幕。

下一步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是技术竞争，更多的是规则竞争。最近几年，美国从南海到WTO，各领域的对华政策都在强调规则。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只要中国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那美国就是主导者。中国不是不守规则，但有些规则是美国单方面制定，并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认为要修订规则。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依然保持了很快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4亿人口是中产，这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很大。我们要改变规则的话语权，合理的规则我们可以继续用，但不合理的规则需要改革。

IPP评论：除了和美国关系之外，中国还需要做些什么？

郑永年：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以前说过，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国内制度崛起的外延。大英帝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如果制度优势表现出来了，别的国家自然会来学。所以我觉得中国下一步还是要建设强国。我们短板在哪里？华为是我们国家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之一，但华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技术依靠进口。世界市场只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超级全球化的产物，这给了我们很多企业一个幻觉，认为世界市场是永远存在的。但从历史上看，世界市场的不存在是常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也是像今天的中美一样贸易互相开放，互相依赖程度很高，但这并没有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中国不是说不能生产芯片，而是我们过去没有重视起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好多产品，只是简单地从国际市场采购，甚至连大飞机项目都停下来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短板已经明显暴露。8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们说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美国制造，那当然是说这些国家生产的是整产品。好的电器都是日本的。

但当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产业链重新分配后，中国是组装中心，不是制造中心。很多的产品都是从日本、韩国等地生产后运输到中国，中国组装再出口西方。中国的技术进步很快，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技术应用大国，原创性的东西还比较少，“卡脖子”的东西太多。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大国，中国汽车行业的国产化比例很高，但哪怕有5%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我们还是会面临生存问题。

再说知识产权问题。华为等中国公司也有很多原创性技术，我们要不要知识产权保护呢？我们要深化制度改革。我们以后跟美国的竞争是制度之争和规则之争，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规则统一起来。大英帝国当时为什么崛起？首先是统一它内部的规则。我们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但这9个城市的招商引资规则都不一样。欧盟为什么强大？因为欧盟内部20多个国家很多规则都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国内有很多制度上的改革可以做，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可以推进规则统一，内部规则的统一会让中国更强大。

IPP评论：对于2021年，您有什么愿景希望？

郑永年：2021年是非常重要的。从国内角度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我们的第一个百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国际角度来说，2021年是我们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为什么说第三次开放？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1840年代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动开放，也就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现在要开始第三次开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历史上看哪个国家开放，哪个国家就会在胜利的一端；哪个国家封闭，哪怕是最强的国家也会衰落。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相对不开放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开放。哪怕是美西方封锁中国，我们也要向它们开放。开放是一个自信的象征，也是中国为世界做更多贡献最有效的方法。

IPP评论：现在疫情这么特殊的时期，中国制度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呢？

郑永年：疫情考验了中国的制度，彰显了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一面。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中国文明，我们是个文明大国。实际上，中国古代的三权分工合作制度，从汉朝建立一直到晚清存在了两千多年。我们忘掉了过去我们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周边国家竞相模仿竞相学习的制度。我们讲今天的制度不能忘记中国传统的制度，我们今天的制度是中国传统跟当代结合的产物。

中国传统制度有三条原则绝对不能忘记。第一，我们解决了政教分离。西方政教分离走过了多少年的血腥道路？孔子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一句话就解决了政教分离。宗教是存在的，但不能影响到政治。第二，我们解决了政商分离。我们“士农工商“这个等级体系解决了商人问题。西方一直是商人主导，政商分离到现在还是没解决，中国的制度绝对不会让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

第三，有教无类。近代以后我们被西方近代国家打败了，又走上了新的制度之路。孙中山先生早期引入西方的议会制就失败了。然后他又搞个五权宪法。五权宪法是把西方的三权，立法、行政、司法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当代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十八大开始监察权试验，十九大正式实施监察权。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权分工合作体系。

我们不要低估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不能把它简单贬为封建落后。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现在半个世纪就遇到了很大困难。所以我们要有文明自信。我们不排斥学习西方，但学西方是为了使自己的制度变得更好。

中国从来不会输出制度。唐宋时期，中国周边国家都跑到中国来学习。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是学习人家的，如学习美国和新加坡。但我们从来不会照抄照搬别国制度，这就是中国成功的根源。同样，我们不会向任何国家去输出我们的制度，我们绝对不会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别人。美国的体制以前是强大，但美国是不是用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颜色革命，甚至用军事的去输出它的模式，没一个是成功的。

记者：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奇迹，再加上中国防治疫情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能成功？

郑永年：我们现在好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羞羞答答的。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中国能？中国实现了两个可持续，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社会的可持续稳定。有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不稳定了，美国就是这样。四十年的超级全球化，美国成为全球化获利最大的国家，但现在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中产阶级规模缩小，社会陷入了不稳定。亚洲社会的一些经济体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发达；而另一些社会高度政治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我们的台湾和香港。

反观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持续稳定的背后逻辑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每一个社会一定要一个政治主体、一个执政主体，没有这个主体，社会很难组织起来。二战后美国能稳定下来，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到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人口总数的70%，这个70%是美国的政治主体。哪怕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不管哪一个党都要照顾到总人口70%的这个群体。美国现在不稳定了，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规模大幅缩小，从70%缩小到今天的50%，政治主体动摇了。

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全社会都组织起来。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也是开放的政党。我们为什么强调人大和政协呢？因为各个社会利益阶层都可进入体系，体系内可以有商有量，不用走上街头去闹事。所以我们的政治主体是不可以动摇的。如果政治主体动摇了，国家就会产生麻烦，社会就会陷入不稳定，西方也是一样的。

IPP评论：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和世界会是怎么样？

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而且是一个使命性的政党，中国未来30年是什么样子可以预测。因为作为使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都需要达到自己设定的使命。西方政党的政治主体出了问题，特朗普的整顿方向是对的，只是方法不对。特朗普看到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了，反而去操纵民粹主义。拜登现在提出了重振中产阶层的目标，他如果回归到中产阶级路线的话，那中美还是会有趋同的地方。这不是制度趋同，而是价值观趋同。因为中产阶层有共同的价值观。

桑德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需要一场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我希望拜登领导的美国也会往这个方向走。中国实际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三者平衡。每个国家一定要有与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符合的发展模式，达到三者之间的平衡。我现在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世界还是慢慢会趋向一个以前所说的大同社会。

IPP评论：在这个疫情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我们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幻觉。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村，利益非常相关。当年邓小平先生的决策让我们加入世界体系，跟世界体系接轨，所以我们成为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世界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制度。

我们还是要持开放心态，西方骂几句我们不用马上去回应。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我们要走出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欺负的受害者阴影。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国大民的心态。毛泽东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挨骂问题。解决挨骂问题并不是对骂，并不是比对方骂得更凶。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制度可持续支撑。这三方面做好了，挨骂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要以行动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停留在理念层面。条条大路通罗马，路是走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样。具体到这次的新冠疫情，它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人道主义危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拯救的就是如何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证明自己有能力向全人类提供疫情救助，而且我们也确实在做了。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