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2013年9月至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议程当中，并有条不紊地施以顶层设计。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①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②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③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一带一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并列为今后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④201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确立了一个至少拥有1名政治局常委、2名政治局委员、2名国务委员的高规格组织架构。⑤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述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的开放态势、中国政府的积极行动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⑥2015年7月21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正式划定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作为今后“一带一路”的重点推进方向。

由此，“一带一路”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开展内政外交的一个大战略。对这一课题，国内外给予了足够关注。国外观察家更倾向于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例如，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堪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二者都是新兴的全球性大国运用其经济实力来寻求外交影响、确保对外政策目标(包括维持国内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⑦卢西奥·皮特罗(Lucio Blanco Pitlo III)强调，“一带一路”远超简单的经济繁荣共享，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安全基础，其“中国中心主义”显而易见，这势必会引发众多人的担忧。⑧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指出，中国“向西看”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不仅旨在通过为过剩的国内工业能力提供出路来提振经济，也服务于对外政策目标，即通过扩大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为重塑以中国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国际体系寻求支持。⑨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狄伯杰(B.R.Deepak)则提出一连串疑问：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存在怎样的关联？“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与中国追求的多极化、无霸权、共同安全等对外政策目标相一致，是否是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战略之举？或者，中国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和重写地缘政治经济架构的规则吗？⑩

与国外的现实主义思维相比，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元、研究内容更丰富。从研究视角看，既有基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11)地缘政治平衡、反恐维稳、资源和能源安全(12)以及对冲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13)的现实主义考量，又有包括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发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推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开放发展的经济带在内的自由主义思考，(14)还涵盖了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促进与沿线国家的民间交流、唤醒与周边邻国共同的历史记忆、挖掘彼此之间更多的文化关联和人文纽带、塑造新的地区认同、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全方位多领域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建构主义认知。(15)从研究内容看，既涉及“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战略定位、战略意义、经济逻辑、风险评估和应对方略，(16)又关注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主要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印度的利益博弈及可能的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问题。(17)

“一带一路”的现有研究为我们全面认识新形势下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提供了有用素材。但鉴于相关研究的时限较短，现有文献尚存在两方面的缺欠：一是缺少对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历史分析。而事实上，“历史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是因为现在和将来是通过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在一起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塑造的”。(18)因此，欲认清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重构的逻辑思路，我们需要回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历史演进。这显然是那些强调现代丝绸之路历史渊源的学术文献尚未触及的一个关键问题。二是缺少对“一带一路”战略本质的深层思索。“一带一路”是一个涵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大战略，对其本质的认知既要基于历史角度将其视为中国从传统陆权国家走向陆海权复合型国家的“战略转折”，也要基于现实考量明确它是中国在融入主流世界过程中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与困境所做出的“战略反应”，还要基于大国崛起的视野认清它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的“战略重构”。

鉴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是如何演进的？它又是如何塑造或影响中国当前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因应怎样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和重构？这一调整和重构折射出中国怎样的权益诉求？第三，中国在“一带一路”下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逻辑思路是怎样的？其中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无从回避的？

二 “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背景

(一)大历史视角下的中华陆权帝国及朝贡体系

首先，“陆权帝国”是自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中华帝国所具有的一个长期属性。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所展开的反侵扰与侵扰的历史，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历代王朝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其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抚并尽可能将北方游牧强邻纳入大一统的“华夷秩序”。换言之，“治(理)边(疆)”而非“治(理)海(洋)”，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主旋律。这一局面直到17世纪中叶清朝入关才得以改变。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认为，17世纪的清朝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此后，大陆(陆权帝国)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加以界定。(19)汪晖则强调，长城内外而非江南和运河流域作为观察和理解中国问题的视角，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才真正消解。其依据是，“1691年5月(康熙三十年)，康熙发布上谕，禁修长城，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清朝帝国深入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海、西藏(更不用说它自己的起源地东北)，规划了新的统治范围，并在某些地区(如清俄边境)确立了外部边界，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20)

其次，确保陆权帝国有序运转的是以朝贡体系为支撑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是一个萌芽于汉代、成型于隋唐、充实于宋、完善于明清的，(21)以中华文明为观照来区分自我和他者从而界定中华与夷狄之间宗藩关系的政治格局。(22)这一秩序“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23)对这一秩序提供根本性体制保证的就是朝贡体系。处在该体系中心的是华夏中央政府，外围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地区、关系最近的朝鲜、双重纳贡的琉球、处于外缘地区的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占城、马剌加、爪哇、苏门答剌、苏禄)、被中国视为朝贡国但实则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荷兰、葡萄牙、英国)。(24)

作为“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系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该体系首先是被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即自我防御的政治需要及充当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25)在自我防御方面，由于中华文明的优势以及现实力量的强势，东亚和东南亚的诸多海上或濒海朝贡国均自愿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了对来自海上威胁的担忧，中国得以“守中治边”，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陆上北部边疆的重点防御。此外，众多朝贡国的加入有助于实现陆权帝国“以藩为屏”的安全构想。例如，康熙曾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障”，“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26)在国际关系方面，为维护华夷秩序的有序运转以及自身在朝贡体系中的权威和威望，中国负有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义务，在实际中发挥了睦邻、安邻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华帝国在明朝时期曾多次居间调停东南亚各国之间以及南亚的沼纳朴儿与榜葛剌之间的军事冲突和外交纠纷，更是在1592年至1598年出兵朝鲜，与后者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和霸权迷梦，在安定朝鲜的同时也维护了华夷秩序。(27)

朝贡体系又是一个商业贸易和万国来朝共生于其中的交往秩序。(28)相比唐宋帝国的外向和竞争性体制，明清帝国的体制特征虽呈现明显的内向性和非竞争性，(29)长期奉行海禁政策构成了两者对外政策的一大共性，但该政策禁的是海内外的私人贸易，借由朝贡渠道而来的贸易不受此限制。“朝贡绝不光是贸易的一种‘掩护物’，而且也是取得贸易特权所需的资格。”(30)这种贸易形态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真正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是朝贡国。以明朝为例，明廷对待朝贡使节不仅赏赐优厚，而且对贡使提出的诸如铜钱、船只等额外“奏讨”也尽量满足，这种“予多取少”“厚往薄来”的礼遇对各朝贡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朝鲜、琉球、日本、占城、安南、暹罗、爪哇、撒马尔罕等无不打破明廷定下的朝贡周期，甚至达到了每年一贡或一年数贡的地步。(31)即便如此，朝贡贸易有助于中华帝国实现将周边众多藩属国吸引进以己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地缘战略目标，从而以经济利益的受损换取了政治权力的增进。对此，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评论道：“不能假设中国的朝廷在收取贡品中获利了。帝国回馈的礼品通常要比贡品更有价值……19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中国官员曾嘲笑国家税收和财富应该或能够靠国际贸易得到增进的观念。对中国来说，准许(朝贡)贸易是被当作帝国恩赐的一个标志以及让蛮夷保持适当的归顺的手段。”(32)

(二)近代史视角下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自明朝以来，中华帝国曾有过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主动性开国：一次是明永乐年间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放开海禁政策，另一次则是始自隆庆元年(1567年)的放开海禁政策。但两次开国均没有将中华帝国从一个传统的陆权帝国带向一个现代的海权帝国或陆海权复合型帝国。就第一次开国而言，明帝国远航的战略目的旨在恢复自大唐盛世以来衰落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世界等级结构，即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一俟目标达成，远航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外加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的不断侵扰，就使得明帝国最终又回归陆地，走向长期的“光荣孤立”。(33)从第二次开国看，隆庆帝上任伊始就解除海禁，从而在朝贡贸易之外给予私人海外贸易合法性，但其政策远非从陆地复归海洋之举：第一，解禁的港口仅限于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这一小规模的港口，其深意不在于靠发展海外贸易密切同他国的经贸往来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是借以平息嘉靖年间以漳州人为主的“倭寇”之祸，从而确保大陆帝国东南沿海疆域的安全。第二，私人的海外通商自由受到约束。私人如若海外经商均需在文引上注明去处，不能自由往来于中外，更不能从事与“倭国”(日本)的贸易。第三，私人的经商品类受到限制，仅限于一般消费用途的物品，硝黄、铜、铁等可用于军事和货币用途的物品则在严禁之列。第四，私人出海经商的次数受到官方控制，出海资格以获得海防馆发放的“由引”(即出海许可证)为凭据。第五，解禁的关键在于配合国内的财税及货币制度改革。官方推行的出海许可证制度，事实上终结了此前免征海外贸易税的政策，这在把以往东南沿海海商的违禁贸易行为纳入官方控制之下的同时，也为政府增加了额外的税收。此外，解除海禁对后来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更在于开放了“银禁”，自此将中国的货币主权委重于本国并不多产的白银上，在直至20世纪上半叶的近四百年间，其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及外交的影响格外深重。(34)

16世纪伊始，世界逐渐进入“海国时代”，西方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分别侵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马喇加(1511年)、吕宋(1571年)和爪哇(16世纪末)，并试图承袭这些殖民地原有的朝贡贸易待遇，在无法达成正常合法的通商目标后，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为据点发展起与中国海商的以白银换生丝和纺织品的远洋贸易。葡萄牙人骗取了在澳门的留驻权，并通过在中、日之间从事中间贸易大获其利。荷兰人则在与葡萄牙人争夺澳门的控制权失败后，先侵占澎湖后盘踞台湾地区，并在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时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但均被大陆中国成功化解，在没有得到合法贸易许可的形势下只能以台湾地区为据点，从事中日两国间的倒手贸易或直接将西洋武器卖给日本以谋取在长崎的贸易垄断权。

对中国来说，真正意味着“海国时代”来临并激发起其海洋意识的历史性事件，是后发的殖民海洋强国英国的强势叩关(1840年鸦片战争)。这场冲突可追溯至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派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勋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华寻求自由通商所引发的两个世界的撞击。这场历史性的对话绝非单纯的礼仪之争，而是崛起的工业强国与停滞的农业大国、主张商业自由的海洋(贸易)帝国与奉行闭关锁国的陆上(农业)帝国、开拓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条约体系与维持政治权威的农业社会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35)这场战争改变了长久以来陆权帝国视海洋为天然安全屏障的固有意识，更催生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海权意识。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海国”理念，即：主张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主张发展“海商”，开展国际贸易，“互市”于世界；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开船厂、造战舰、设军港、养人才。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36)但这一时期所浮现的海权意识仍无法摆脱陆权帝国“重陆轻海”理念的束缚：其一，重近海防御，轻海洋权益。魏源就明确提出：“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37)其二，来自东南沿海的“海洋压力”强化了士大夫阶层的西北“内陆边疆”意识，寄望于通过强化帝国内部的统一来消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在这方面，龚自珍和魏源是杰出的代表。“从地理学的视野看，清代中期对于海洋问题的忧患不是直接表现为对于海洋贸易体系和霸权关系的认识，恰恰相反，士大夫们首先将视野投放到西北区域，这表明在士大夫和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西北及中俄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关系，而海洋压力则是后来居上的问题。”(38)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狭隘地局限于观念之间的冲突。虽然东南“海洋压力”与西北“边疆压力”已突显出近代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全面调整的必要性，但当时的中华帝国内部却产生了一种观念的对立。这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和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地区在时间点上相重合，从而导致“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时局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优先”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优先”之争在所难免。学界对于这场论争多有论及，(39)需要补充的是：第一，尽管清廷的筹议结果为“两防并重”，但陆权帝国“重陆轻海”的思维惯性犹存，塞防依旧是国家地缘战略部署的重点。数据显示，1875-1881年，塞防所获经费的总额和优先度始终高过海防：若以甲午年为界，则1875-1894年的海防总支出不过白银3000万两左右，不及1875-1884年塞防开支(8000万两白银)的四成。(40)第二，这种变局和强敌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中国所面临的陆疆或海疆危机的单一困局，陆海权复合型国家的地缘政治困局自此形成，并一直困扰着今后中国地缘战略的选择。在这一困局下，中国不得不同时面临三种困境：一是战略选择上的两难，二是陆海安全的双重易受攻击性，三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41)

进入民国时期，孙中山、林子贞等人提出了明确的海权思想。例如，孙中山强调：“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制世界贸易者，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惟今后太平洋问题，则实关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42)他还提出海陆并重的战略思想：“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43)林子贞则提出：“海上权力就是一个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照广义说起来，不但以武力支配海面上的全部，或者是一部之军事上的能力，就是平和航海也包括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海军的能力，和商业的能力。”(44)这些关于海权、海防与海军建设的认识，较之晚清时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局下，建设海洋强国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三)现代史视角下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调整

冷战期间，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经历了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再到“一条线”最后是融入“世界经济”的阶段性调整。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采取的是以全面向苏联靠拢、“联苏抗美”为特征的“一边倒”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其性质是边缘地带国家与欧亚大陆核心国家的正式结盟。结果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框架下，中国从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大量贷款、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为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破西方的政治经济封锁、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转向了以反美帝和反苏修为特征的“两条线”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其性质是中国陷入了同时应对苏联的孤立威慑和美国的战略围堵的“陆海权复合型”地缘战略困局。结果是，中国将战略主攻方向转向“中间地带”国家，在发展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欧、日本的经贸关系及引进技术和设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内日趋革命化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到中国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经贸关系，也错过了由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了以“联美抗苏”、建立一条包含美国在内的国际反(苏)霸统一战线、有效遏制苏联威胁为特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其性质是边缘地带国家与海权国家的政治经济联合。结果是，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和经贸往来快速发展的示范和带动下，中日、中欧的政治经济往来也得到快速恢复，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也取得很大进展。但受国内极“左”思想的干扰，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主要着眼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并未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提高到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上来。20世纪70年代末至1991年，中国推行了通过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地缘战略，其性质是中国从长期游离于国际经济体系和规则之外向逐渐融入其中过渡。结果是，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从而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并带动了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蓬勃发展。

冷战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日益成为国际主流。随着苏联的解体，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和冲突得以终结，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和平局面得以确立，这为中国通过和平方式走向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机遇。与此相对应，地缘经济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成了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外部条件。其次，“一超多强”取代“两极体制”成为国际力量格局的真实写照。冷战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名副其实的唯一超级大国。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虽然实力下降明显，但军事实力、技术能力、资源储备、国土面积等仍能确保其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德国和日本虽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其综合国力均无法与美国相抗衡。再次，中国在国际地缘战略环境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相比冷战时期被美日欧用作与苏联开展地缘战略竞争的平衡手段，冷战结束后中国日益成为美日欧地缘战略的重要目标。(45)对美国来说，中国的崛起有可能“威胁”到它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主地位，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担忧构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考量。(46)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在时间上恰恰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失去的二十年”相重合，从而刺激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东亚(方)唯一文明国家自居的大国心理。(47)而从欧洲国家的角度看，如何密切同中国的经贸往来以便从后者的崛起中获取红利，才是它们最关心的课题。

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在倡导多极化世界格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渐进式转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48)在多极化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奉行的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地缘战略：第一，国际新秩序战略。邓小平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49)中国致力于构建的国际新秩序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以互信、互利、共赢为指导思想，代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宗旨是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二，伙伴关系战略。自1993年起，中国先后与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伙伴关系”。这一战略从性质上看是新形势下奉行不结盟理念的中国用以拓展地缘政治经济影响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中国最终彻底打破了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形成的针对中国的制裁体制，有效地为中国外交赢得了战略空间。最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通过建构一个“伙伴关系”的对外关系框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良好的国家关系网络，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基础。(50)第三，适度参与战略。例如，在安全与政治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理智行使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决权利、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批准重要的军备控制和防止武器扩散协定，在区域层面参与创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参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在经济领域，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集团(G20)，支持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机制改革，参与清迈倡议(CMI)及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机制建设。

2012年年底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逐渐呈现“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特征：(1)提出“海洋强国”目标，借力“一带一路”实现陆海战略统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51)自此，“陆海统筹”真正取代“陆海二分”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指导思想，而将这一理念加以贯彻和落实的是“一带一路”，以海带陆，以陆促海，是新时期中国进取型地缘战略的核心手段。(2)创新周边外交思维，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周边外交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坚持“亲、诚、惠、容”。与以往的提法不同，新的睦邻、安邻、富邻主张是在中国快速崛起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兴大国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被赋予了构筑“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使命。(3)重新定义新型大国关系，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2013年6月的“习奥庄园会晤”首次界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的新型关系提供了思路，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重新定义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对前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理念的创新，也是对破解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修昔底德陷阱”的呼应。(4)发挥主场优势，引领议程设定。例如，中国在2014年5月召开的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该理念被写入《上海宣言》，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2014年11月的APEC北京会议上同样发挥了主场优势，积极推动将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列为主要议题，成功推动各方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5)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起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提供投融资支持。在2014年内比都东亚峰会上倡议加快东亚互联互通建设，宣布向东盟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贷款，并启动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二期30亿美元的募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还将设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6)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是在G20的国际机制框架下积极发声，就推进贸易自由化、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稳定世界经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等提出建设性意见。二是积极参与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筹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启动应急储备安排，目的不仅是“为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项目筹措资金”，而且“在帮助成员国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方面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将有助于促进金砖国家进一步合作，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并对现有的国际机制形成补充”。(52)

当前，这些战略手段正逐渐被整合进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当中。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重构的本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它是一个被动反应的过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调整都是外来重压作用的结果。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从1997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2011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再到2013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转变，但这丝毫没有改变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是中国对来自美国的重压被动做出的战略回应。第二，它是一个事关国际体系内“权(力)(利)益格局”重组的过程。与历史上的英国霸权不同，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是通过“嵌入式自由主义”而被制度化了的霸权。这一霸权形式在使其他国家享受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让它们承担了过多的风险和成本。可以说，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是中国寻求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权益诉求，避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风险与成本，乃至促进其改革、调整的过程。第三，它是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重估自身权利和价值的过程。作为后崛起的大国，中国不仅要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货币金融秩序稳定，以便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拓展广阔的空间，更要承担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即从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逐渐转变为“授益者”。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就是中国向沿线国家供给包括稳定的货币秩序、开放的市场环境、可靠的发展援助在内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以提升自身国际威望的过程。第四，它是技术革新背景下中国陆权意识及战略发生变化的过程。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以来，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让海洋国家迅速取得了相对于大陆国家的竞争优势，海权而非陆权成为全球政治中的长期主导力量。(53)冷战结束以来，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则极大地压缩和拓展了大陆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在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指引下，这些技术革新为中国从以重陆轻海为特征的陆海二分战略转向以陆海并重为核心的陆海统筹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三、破解大国崛起与发展的困境

中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性地决定了其必须在东南与西北两个方向做出地缘战略考量与抉择。但与历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不同，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在两个方向上并不矛盾和冲突，而是有机整合的；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是更为积极：进取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该战略的提出不仅有纵深的历史背景，而且有广度的现实考虑，是中国因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破解大国崛起与发展困境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

(一)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货币金融秩序的融入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成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地位显著提升：首先，继200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在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自2008年9月以来，除在2015年2月被日本以微弱优势(7亿美元)短暂超越外，中国保持作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最大外国持有者的纪录已长达6年零10个月。(54)

为应对中国崛起，美国采取了“两头下注(hedging)”的策略：一方面，它不得不“接触”中国。在贸易领域，美中双边贸易连年稳步增长，美国的市场开放已成为带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在金融领域，美国政府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实现本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更大程度的进入。另一方面，美国时刻不忘“遏制”中国。在贸易领域，截至2015年7月13日，美国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诉讼99例、反补贴诉讼31例，分别占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总数的37.2％和51.7％，均为被发起调查国之最。(55)在金融领域，美国不仅通过单边的国会议案行为压迫人民币升值，也借助G20和IMF等多边场合向中国施压，试图复制20世纪80年代对日货币金融谈判的成功经验，但受“双层博弈”和国内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这一战略并未收到显著效果。在规则制定领域，美国在2009年11月高调宣布加入并很快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经济领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构筑一个排斥中国加入的经济合作俱乐部乃至给中国制造“二次入世”的障碍，由此达到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56)在安全领域，美国实施了军事上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强化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还密切了同东亚国家的军事盟友或伙伴关系，美日同盟更是得到进一步巩固。(57)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在东亚受到很大程度的压缩，迫使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向东北、东南、西面寻找出路。面向东北和东南，中国可抓住与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东盟及其成员签署自由贸易区以及后者主动加入亚投行的有利契机，利用这些国家在美中之间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心理，在贸易、投融资和货币金融领域消解美国给中国造成的战略压力。面向西方，中国的互联互通倡议不仅能在上述领域为相关国家提供支持，还能在地缘政治上与同样面临美国战略压力的传统大陆强国俄罗斯走向战略合作，从而消解美国从东面向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二)“贸易国家”应对“金融国家”霸权的被迫选择

中国崛起的性质是在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更确切地说，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现象。(58)作为典型的“贸易国家”，中国在长期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和依赖对美出口中获得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但也面临着一个系统性困境：由于国内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规则，本币非世界货币因而不得不依赖出口赚取外汇收入，无法将出口所创外汇用于国内消费而只能再投资于美国股市和债市从而资助美国的经济金融和军事霸权。作为唯一的“金融国家”，美国虽饱受经常账户赤字和债台高筑的困扰，却拥有美元作为唯一世界货币所带来的“嚣张特权”，以华尔街为核心的本土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和制定金融市场规则的能力。

这种不对等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让中国承受着美元贬值和外储缩水的系统性风险。为此，中国需要借助区域经济、货币和金融合作来减少美元体系的风险与成本，然而在近年来东亚地区两个大国即中日关系因领土(海)争端而日益紧张的条件下，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面临着重大挫折，(59)因此，有必要拓展新的区域性经济、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地域空间。首先，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程度有所提升：(1)沿线国家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债种类和规模扩大，涵盖了英国和瑞士的人民币债券、德国的“歌德债”、澳大利亚的“大洋债”、卢森堡的“申根债”、法国的“凯旋债”、阿联酋的“酋长债”、马来西亚的“金虎债”以及韩国的“泡菜债”。(2)人民币的国际合作稳步推进。一是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职能有所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32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中，涉及25个沿线国家，协议金额2.25万亿元人民币。(60)理论上讲，根据IMF《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的规定，央行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外汇存款被作为储备资产处理。现实中，英国、印度、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央行已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二是人民币清算安排得到拓展，涵盖的金融中心有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多哈、悉尼、吉隆坡和曼谷。三是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稳步铺开，包括英国、法国、韩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瑞士、卢森堡和卡塔尔，额度累计5500亿元人民币。(61)

其次，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推进中国与亚欧主要债权国的货币金融合作。在以美国为中心国家、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一带一路”所辐射的亚欧国家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贸易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出口工业制成品获取美元；二是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的“能源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输出石油获取美元；三是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商品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出口农矿产品获取美元；四是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投资型国家”，它们通过向美国投资赚取美元。在这样的国际货币格局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亚欧国家集体构成了美国的国际债权人。作为债权人，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投资保值或增值需求。为防范美元风险，它们有动机面向中国寻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投资手段的多样化。事实上，这些国家签署同中国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争取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寻求RQFII试点资格，足以证明中国与亚欧主要债权国的货币金融合作已具备现实基础。

(三)消除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双重压力的迫切需求

历经30多年的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且基础并不稳固。世界大多数经济体进入明显的低增长轨迹：4/5的经济体在2011-2014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低于2004-2007年间的平均水平。全球经济虽在2014年维持温和增长，但这一态势在美日欧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62)这种复苏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油价大幅走低且波动剧烈、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美元升值及其对资本流动影响巨大、发达经济体在中期内低速增长、中国转向新增长模式面临困难与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影响经济活动等。(63)从内部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64)这一形势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再平衡”时代，即：在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口拉动型增长和内需拉动型增长之间，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及信息密集型产业之间寻求再平衡。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亟须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来突破对经济增长的双重约束。一方面，中国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克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国内约束：(1)能源消耗约束。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发展低碳、环保型经济，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仍是经济增长所必需，有限的储量与庞大的需求之间的缺口只能靠进口来解决。“一带一路”沿线盛产能源的国家是中国赖以克服能源消耗约束的重要供给源。(2)产能过剩约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本国出口构成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内需刺激计划，在帮助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制造出庞大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主要集中于钢铁、水泥等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的行业领域。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则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供需对接。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借助“一带一路”克服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空间约束：(1)出口市场受到挤压的约束。受自身经济复苏乏力和中国商品竞争力提升的双重影响，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两反一保”措施层出不穷，挤压了中国的出口空间。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在这种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密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补性经贸合作，从而为中国商品的出口拓展市场空间。(2)国内结构转型的空间约束。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重塑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于2015年5月8日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向以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这种转型是“腾笼换鸟”的过程，即将低端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以便为国内经济结构向先进制造业转型腾出必要的市场空间。

(四)确保具有战略纵深的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考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尽管国家领导人先后提出过“两步走”战略思想、区域协调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东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初衷并未实现。这种重海轻陆的不均衡开放格局，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缺乏战略纵深，国家安全具有显著的脆弱性：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利于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地区的稳定。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已成为中国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重要威胁。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无论是在能源和资源的进口还是在商品的出口方面，都易受美日两国国家政策和对外战略调整的冲击。

“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它对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有助于中国的西北“治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架构下，西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支援和被扶贫的对象，而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开放前沿和外联核心区。这一角色转换不仅赋予西北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也将其与中亚、西亚紧密地联结为政治经济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可在经济意义上为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共同发展提供机遇，而且能在文化意义上增进彼此的“民心相通”，进而消除“三股势力”的生存土壤。同时，还有助于在政治意义上增进各方的“政策沟通”，在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彼此的政治经济稳定和安全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和深度合作，进而为中国提供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兼顾陆海，实现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平衡。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的“西进”战略，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有效规避海权大国美国及其海洋盟友日本的海上围堵。通过向西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能为中国商品的出口提供战略对冲。更重要的是，通过重点推进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国有望密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和俄罗斯的合作，并开拓新的陆海交通运输线，从而确保中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具有战略纵深性。

(五)从“经营周边”转向“稳定周边、和谐周边”的战略需求

冷战结束以来，周边国家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首要地位日益得到明确。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65)十五大报告提出“睦邻友好”和“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周边外交原则。(66)十六大报告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加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67)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68)这些表述所折射出的关键信息是，用区域经济合作换取良好周边环境，“以经促政”“经营周边”，构成了冷战结束至21世纪前10年间中国周边外交的核心主题。

此后，中国的周边外交开始了从“经营周边”向“稳定周边、和谐周边”的战略转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69)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并将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提升到“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70)的战略高度上来。“亲、诚、惠、容”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也反映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71)这一新的外交理念折射出中国正从强调与周边的互惠互利转向注重对后者的利益“惠及”和“溢出”，体现了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担当。从背景看，这一理念的提出紧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因此，它是中国希冀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来“稳定周边、和谐周边”，有效对冲美国制衡中国崛起、周边国家疑惧中国崛起的战略之举。它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工具从“战略军事”转向“战略经济”的一项重大变迁。(72)

(六)谋求机制化、系统化、体系化的多极化格局的长远规划

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日欧等诸多强国并立的“一超多强”格局并未改变，多极化仍是一个未竟的过程。首先，尽管各种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分化组合，但结果却是非均衡的：美国虽经历过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及随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体制的灵活性、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技术创新的长期性以及美元地位的持久性，奠定了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坚实基础。欧洲虽走向了货币统一，但货币政策统一与财政政策分立并存的决策机制及欧元区的扩容冲动，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及久拖未决埋下了重大隐患。俄罗斯虽继承了苏联的军事、领土、科技和资源遗产，但长期的经济疲弱仍是拖累其恢复强国地位的重要羁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已失去往日经济高速增长的荣光，虽出台了名目繁多的经济振兴政策，但仍无法从“失去的二十年”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中国虽实现了经济的强势崛起，但这种崛起尚缺乏国内基础的强劲支撑，如需要改善的宏观调控能力、转型中的经济结构、亟待夯实的技术基础、有待提升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等，因而距离成长为能与美国抗衡的“一极”还有相当差距。

其次，“一超多强”格局的维持是美国推行“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的国际权力战略的结果。“系统内分权”是指美国允许他国与之分享不会危及其核心利益——货币金融霸权即美元霸权的那部分权力，如让盟友分享发展军备的权力、让广大外围分享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权力、让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分享作为国际债权人的权力、让他国分享对国际经济与货币金融事务的投票权力。“责任分担”则意味着美国要求他国担当一定的国际责任，这既可以看作对美国让渡部分权力的补偿，又可被理解为美国打压他国威胁、遏制他国崛起所做的努力，如让盟友为美军的海外基地提供支持、提升自我防御能力、支援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让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开放市场及调整本币汇率水平，让联邦德国、日本和中国分担世界经济体系维稳的责任。(73)

最后，“一超多强”格局的存续是美国通过它精心构筑的两个权力体系实现的：一是建立在制衡(balance)、统制(command)和赢得同意(consent)基础之上的等级性的国际权力体系，该权力体系具有适应环境变化(适应性)和吸引新成员加入(延展性)的能力，具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74)二是建立在美元作为全球关键储备货币基础之上的美元体系，在这一体系内，美国不仅具有能用美元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并免受国际收支危机困扰的“过度特权”，更是拥有以体系崩溃的威胁来胁迫广大外围支撑这一体系、承担其成本，自己则独占体系收益的“嚣张特权”。(75)

可见，多极化本质上是对“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突破。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有必要在美国(元)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对潜在的多极化力量进行系统化、体系化和机制化的整合。这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在于，“只有使多极化具备强有力的机制，才能让多极化趋势压倒单极化倾向，才能推动多极格局早日形成，也才能为中国提供广阔的外交活动空间和战略纵深回旋余地”。(76)由此，时下讨论中的FTAAP、已签署的中韩自贸协定、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即将成立的亚投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的多元化合作机制，(77)构成了中国通过互联互通机制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信、加强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以便培育多极化的积极因素进而谋求多极化格局的机制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长远战略规划。

(七)切实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战略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日益加深，企业“走出去”逐渐被中国政府纳入重大的议事日程当中。继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78)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79)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政府开始简化对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实施一系列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受此激励，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1078.4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累计净额)达6604.8亿美元，较上年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80)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从存量看，2013年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为720.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0.9％，两项指标分别比2003年增加706.8亿美元和6.9％。从流量看，2003-2013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年均增长51％，高于同期对其他地区的投资增速，这一势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从区域分布看，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从国家尺度看，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和蒙古国。(8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地缘关系最复杂、历史文化差异最大、宗教民族冲突最严重、国家和区域局势最动荡、大国关系最纠结的地理区域。在这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极易受到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西亚地区新兴起的“伊斯兰国(IS)”、投资所在国的政局不稳、部分国家的反华排华倾向、美日等西方国家的竞争性渗透等的干扰、破坏和冲击。这要求中国以“一带一路”的建设为契机，通过“政策沟通”增进本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确保中国企业与当地开展项目合作的机制化；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实现将中国企业的投资收益惠及东道国的政府和民众，提升中国资本在外来竞争性投资中的吸引力；通过“民心相通”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形象，培育东道国民众对于中国企业的认同感，从而最大程度地改良威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民间土壤。

四、“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吸取自身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为克服大国崛起困境而对原有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做出的重构。作为新形势下的大战略，“一带一路”下中国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逻辑思路应在如下框架下展开：第一，界定新时期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第二，识别威胁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关键要素。第三，决定如何恰当地运用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其核心利益。(82)对任何一项重大的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而言，明确其战略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就重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方向而论，亟须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诠释和实践上的准备。

(一)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定位和核心利益

“国家定位”是指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占据的地位、承担的责任和怀有的抱负。界定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定位，需要从自我、他者以及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三个维度加以考量。从自我认同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实力、特质和外交优势的理性评估。从他者诉求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需要综合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中其他成员对中国应发挥何种作用所报以的期许。从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定位不能脱离开自身与主要的世界性大国及关键的区域性大国的交互关系。综合这几个维度，中国的国家定位应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人类和谐理念及各文明和谐相处的践行者。基于这样的国家定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在日益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和平发展为兼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外交等综合性实力的新型世界性大国，而非有意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及其霸权地位的头号强国。

(二)“一带一路”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需要缓释主要大国和沿线国家对于中国战略动机的疑惧，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一带一路”与当今世界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中国立足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姿态建设性融入当今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其性质是在既有的国际规则内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而非一个挑战美国政治、经济、货币金融霸权的“马歇尔计划”或新的全球规制的制定过程。其意图在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拓展新的空间，而非展开与美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冷战”。其作用是对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留下的制度真空和秩序真空拾遗补阙，而非挑战自由、开放、稳定、民主的当今世界秩序。历史经验证明，中亚(东)秩序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世界秩序的稳定，问题恰恰在于，尽管霸权国家统御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普遍性安排，但却无法深入欧亚大陆内部，英国和苏联对中亚、中东地区的干预以及近年来美国对该地区的干预及其后果均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能够担负起稳定该地区历史责任的，只能是大陆国家，而且是具备海洋性质的大陆国家。(83)显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通过中美战略合作，共同提供一种地区性制度安排，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对这一问题，习近平主席已在2014年11月的北京“习奥会谈”中做了明确而有力的阐述：“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美应该合作、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承前启后、开创未来，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主张和倡议都秉持开放包容原则，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积极参与。”(84)

(三)“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优劣势、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的理性评估。从积极因素看，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是沿线国家有分散美元风险的强烈意愿以及对冲大国施加的地缘政治经济压力的战略需求，其战略优势体现在：它有着通过古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悠久历史、投融资建设所需的强大的资金和制度支持(如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自主设立的丝路基金、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过硬的基建技术(高速铁路、港口、桥梁、道路、电厂)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以及对沿线国家商品、能源和资源的旺盛市场需求。中国的战略劣势在于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不足以及主要大国及沿线重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猜疑乃至抵制。

从负面因素看，中国的战略劣势在于自身软硬实力不足以及主要大国及沿线重要国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猜疑乃至抵制。中国面临的战略挑战则体现为多元、复合的风险：一是来自本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生产性和经营性风险，如投资项目在建途中遭遇搁浅、投资收益无法抵偿成本、贷款无法按期保量收回、派出劳工面临人身威胁等。二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宗教—种族冲突风险、战争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府效能风险、基础设施风险、法律和监管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85)以及中国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沿线国家所代表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多个文明类型之间可能的冲突风险。(86)三是来自域外国家和沿线大国的第三方风险。前者来自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遏制和围堵以及在南亚提议的以阿富汗为核心、连接南亚与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战略制衡；后者则来自印度在南亚实施的“印度洋战略”和面向南海的“东向”运动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大力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87)建设。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

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在地理/地缘相邻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是成员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偏好、为实现共同的福利增进等目标而开展的功能性合作，彼此之间的政策沟通、经贸往来、货币金融合作、民间交流体现为“圈”的关系。而“一带一路”框架下特别是围绕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区域经济合作，则突破了“圈”的狭义范畴，是融合了“点”对“点”、“点”对“线”、“点”对“面”、“带”与“路”、“圈”与“线”等多个空间层次在内的多元化合作机制的复合体。由于突破了地理/地缘相邻或相近的边界限制，涵盖了功能性、制度性、战略性的多元化合作意愿和需求动机，囊括了不同的种族、民族、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这种空间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不再适用于传统的功能性解释，急需国际经济学、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做出及时和合理的理论诠释。

(五)“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内体制改革的关系

现行中国国内体制不足以支撑“一带一路”战略的长期可持续实施。外交是内政的自然延伸，“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需要国内体制改革的及时跟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看，关键是让市场供求力量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将这一逻辑拓展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就是中国政府不能替沿线国家大包大揽，避免成为“沿线国的发改委加财政部”，让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资本等要素在市场机制下达成供需平衡，缺少政府和政治色彩的“一带一路”建设才有助于消解沿线国家的猜疑。从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角度看，关键是不让政府挤出原本属于企业的经济活动空间。将这一逻辑拓展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就是要形成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双轮驱动，实现国家(国企)对外战略型投资与民间(民企)对外收益型投资的有机结合，特别是通过先期的国企战略型投资为后续的民企收益型投资奠定基础。从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关键是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格局，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的健康发展，从而弥补政府在某些领域活动的不足和无力。将这一逻辑拓展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就是要改变过去以政府的文化交流、舆论宣传、信息推广为主渠道的传统公共外交形式，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通过它们开展的“新公共外交”加强与沿线国家同类组织的双向对话，切实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为规避“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元化风险和消除“三股势力”的威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奠定民意基础。

(六)“一带一路”建设中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中国同时在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线作战”，全面推进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二者不可偏废，目的是构筑起中国作为陆海权复合型国家的战略格局。但另一方面，鉴于部分沿线国家具有的重要战略支点意义，中国又实有采取重点突破策略的必要，以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用最小的成本赢得最大的产出。中国需重点突破的方向和对象是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俄罗斯。在中国的大周边战略布局中，东南亚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首要区域，也是中国实现对外产业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补足多样的国内需求、突破美国战略围堵、确保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区域。南亚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借以西通西亚、克服能源运输的“马六甲困局”、制衡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战略棋子支点。中亚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中国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要冲、能源和资源获取的重要基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联通西亚的另一条战略通道。俄罗斯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海外能源的重要进口地、对冲美国战略围堵的合作伙伴、中亚丝路建设的利益攸关者、新亚欧大陆桥的关键节点、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的终点。尽管如此，重点突破策略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以经济为纽带的“一带一路”并没有解决中国本土化的信念与周边区域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中国在周边地带的大国权威仍面临不完整的问题，其周边秩序仍处于一个动荡的整合期，沿线国家对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角色仍抱有怀疑、戒备的心态。(88)因此，如何重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成为中国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是一项“共商、共建、共享”的宏大事业，其顺利推进离不开中国与沿线国家新型国际关系的重构。这一新型国际关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无二致，都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宏旨。为重构这一新型关系，中国需要统筹五个方面的思路：第一，告别以自我为中心的智识生产的“中国模式”，切实加强对沿线国家政治、经济、人文、历史、宗教、民族、种族、风土、人情和语言等多方面的智库研究，以弥补中国针对这些国家的智识生产和观念认知上的严重不足。第二，在继续关注双边层面的国家交往时，高度重视多边层面的规则和制度建设，重点是以国际法而非国内办事风格为准绳，搭建起稳定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心理预期、降低各方交往合作的风险等级、提高各方互联互通效率的合作机制和平台。第三，正确处理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所依据的原则是，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需求、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中国应与沿线国家群策群力，“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89)第四，妥善处理与战略支点国家或区域的关系，找好彼此的利益契合点。对东南亚，可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合作平台，以向东盟提供优惠性贷款为合作手段，化解中国在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中的外交困境和美国“重返亚太”所施加的战略围堵。对南亚，中国的重点是不去触碰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在做的“有声有色的大国”梦，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可在共同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局势、合作应对海盗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分享军事和经贸合作的红利等议题领域，寻求与印度的广泛共识和深度合作。对中亚，中国可根据五个斯坦国家的资源禀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紧要程度、与中国开展政经往来的紧密程度、对待中国自然人和法人的友好程度，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分领域、分层次地推进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对俄罗斯，中国的重点是不去触碰俄罗斯将中亚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底线思维，积极寻求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战略对接的可行性。(90)第五，在新的义利观指引下，政治上坚持正义，经济上互利共赢，通过促进中国与沿线其他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辟出以互利共赢、包容式发展为基础，以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为支撑的新的关系模式。

(八)构建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系

自1992年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通过全面融入世界市场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财政汲取能力的全球化发展支撑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现阶段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参与水平依然很低，主要局限于商品市场而且是中低端商品的制造与出口，其对今后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十分有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引发的制造业回潮，表面上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构建支撑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投资、生产体系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但回顾历史，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经验尤其是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经验表明，真正决定国家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因素是货币与金融实力，即汲取区域或全球资本并有效控制其流动规模、途径和方向的能力。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之后，美国控制世界的金融手段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与黄金“双挂钩”制度转变成以信用纸币美元为记账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以IMF和世界银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广机制，以华尔街为主要的资金和资本交易平台，以财政部国债为主要投资工具的全球性资本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内，美国占据中心国家的位置，美元则是世界的中心货币，其他国家则构成广大外围，其货币也成为美元的附庸，美国由此获得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足以支撑其霸权的全球性的资源汲取能力。

鉴于此，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构建一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资本控制体系，凭以支撑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这一体系内，需要有被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认可、接受和使用的人民币(相关的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和工具)，富有广度和深度的国内金融市场，拥有巨大消费能力的国内商品市场，具有普遍价值的发展理念以及强大的军事动员和投放能力等。否则，仅依靠自身的储蓄(备)来支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历史上亦无此先例。当然，建立这样的体系必将是一个漫长、艰巨的过程，期间不仅会受到美国霸权的极力围堵和遏制，还需要中国在政治、经济、金融等体制的改革方面具有更大的魄力和勇气，并付出巨大、坚韧的努力。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李俊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