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左翼一直在拉美政治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1998年底，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左翼由此开启“粉红浪潮”周期并持续到2016年前后。此后，拉美地区出现了“左退右进”的态势，但仅维持了3年左右时间。2018年，墨西哥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在大选中获胜，次年阿根廷左翼联盟“全民阵线”候选人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拉美政治生态呈现明显的“向左回摆”态势。2020—2022年，左翼政党相继在玻利维亚、秘鲁、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大选中获胜，拉美地区重新回归到左翼执政占多数的局面，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新“粉红浪潮”。

新“粉红浪潮”的成因

自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政治生态的大调整通常与地区系统性危机密切关联。21世纪初拉美“粉红浪潮”体现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弊端的反思与批判，彼时拉美左翼政府或从意识形态层面或从政策层面，针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方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相较而言，本轮新“粉红浪潮”的出现更多折射出地区国家政府治理低效问题，尤其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的集体失效。具体而言，拉美新“粉红浪潮”的形成缘由可从以下层面进行考察。

第一，治理低效、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右翼主政的“短命”周期。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认为是拉美经历的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尤其是在2014—2019年间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仅为0.4%，甚至不及上一个“失去的十年”（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的均值（0.5%）。拉美在过去10年很明显出现了严峻的治理困局。这种局面导致“粉红浪潮”逐渐退潮：2015年，阿根廷结束了12年的左翼执政周期，委内瑞拉反对党联盟赢得议会选举的多数；2016年，巴西劳工党也结束了将近14年的执政周期。此后3年间，在主要拉美国家中，左翼执政的仅剩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少数国家。然而，治理问题对主政的右翼政府同样是考验，而右翼政府的表现同样不如人意。在右翼政府主导下，拉美不但没有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最乏力地区的状况，反而在全球经济中进一步被边缘化。2019年，拉美地区的贫困率和赤贫率分别增至30.8%和11.5%。与此同时，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恶化。由于经济民生治理的持续低效，“粉红浪潮”后期起势的社会紧张度并未得到缓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拉美主要国家普遍面临街头政治升温的局面，而改善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税收等在内的民生问题成为民众的主要诉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进一步加剧了拉美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危机。首先，拉美是全球防疫治理较差的地区。截至2021年底，拉美地区的新冠死亡病例占到全球的28.8%，为该地区人口全球占比（8.4%）的3.4倍，秘鲁、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的病死率居全球前列。其次，疫情使拉美各国的经济民生再遭重创。2020年，拉美经济萎缩将近7%，人均GDP倒退至2009年的水平；2021年，拉美地区虽然实现了6.2%的“补偿性”增长，但其贫困问题却显著加剧。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数据，疫情造成拉美地区贫困率倒退至2007年的水平，赤贫率甚至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拉美地区过去近20年所取得的扶贫成效化为乌有。

以上两个因素对地区民意产生巨大影响，《拉美晴雨表2021年报告》显示，拉美地区政府支持率均值在2020年时仅为40%，各国总统支持率均值更是低至32%。在这种局面下，选举就容易出现较高的“易帜率”。如在过去2—3年右翼主政的周期内，拉美国家出现了接连“左转”的现象。拉美地区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持续低效使政治力量轮动加快，这一点在2018年墨西哥、2021年厄瓜多尔两国选举结果与拉美整体政治调整风向不一致上便能得到体现。

第二，左翼力量基础扎实为新“粉红浪潮”提供了可能。21世纪初开启的拉美“粉红浪潮”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拉美左翼政党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且在政治格局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粉红浪潮”从2015年开始退潮，但左翼力量的基础依然扎实。首先，从选举层面看，在上一轮的“左退右进”调整中，拉美左翼多以微弱劣势告负。比如，2015年的阿根廷大选，左翼联盟“胜利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仅以不到3个百分点的差距败给右翼“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马克里；2017年的洪都拉斯大选，以自由与重建党为首的左翼联盟仅以不到2个百分点差距告负；在2017年的智利大选和2018年的巴西大选中，左翼阵营的票选劣势也只有10个百分点。其次，在议会层面，左翼政党仍是主要力量。比如，在2015年阿根廷选举中，左翼联盟“胜利阵线”虽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以39个参议院席位和95个众议院席位保持议会第一大政治力量地位；巴西劳工党在2018年大选中失利，但也保持众议院第一大党的位置。

此外，在上一轮“粉红浪潮”退潮后，拉美左翼政党表现出两种政策倾向：一是通过多元化的政策主张和社交媒体渠道强化了与基层群众的对话，尤其针对造成上一轮“粉红浪潮”退潮的腐败问题加强了党内道德和纪律建设，努力争取基层群众的信任与认同。二是组建更广泛的党派联盟阵线，政治盟友不再局限于左翼政党。比如，在2021年洪都拉斯大选中，中左翼自由与重建党候选人希奥玛拉·卡斯特罗联手洪都拉斯解放者党赢得大选；在2021年秘鲁大选中，自由秘鲁党候选人卡斯蒂略在第二轮中选择与“一起为了秘鲁”和“新秘鲁”结成联盟并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胜利；同样在2021年的智利大选中，获胜的博里奇组建的左翼竞选联盟“尊严制宪”就包括8—9个左翼政治力量；在2022年哥伦比亚选举中，获胜的佩特罗则组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左翼联合阵线，涵盖20个左右从激进左翼到中左翼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从选举结果来看，左翼强化与基层群众联系、扩大盟党阵线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效果，是促成左翼在经历短暂退潮后重新获得政治优势的重要因素。

新“粉红浪潮”的主要特征

上一轮“粉红浪潮”退潮前后，拉美政党格局进入一个分化组合的调整期。其中，新兴政党崛起成为最突出的现象，而引领拉美新“粉红浪潮”的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秘鲁的自由秘鲁党、洪都拉斯的自由与重建党、智利的社会融合党都是新兴政党。此外，左右翼政党在此阶段还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分化组合。但是，上述政治调整过程被新冠肺炎疫情中断。可以说，新“粉红浪潮”形成于未充分调整的政治格局之中。总体来看，现阶段的“粉红浪潮”具备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左翼执政规模空前。2021年，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智利等国完成总统选举，除厄瓜多尔外均为左翼胜出。2022年，左翼依然呈现上升趋势，长期由右翼主政的哥伦比亚在6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实现了历史性“左转”；在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各大民调中都体现出明显优势。从目前看，在拉美前六大经济体中，除巴西外都为左翼执政。由此可见，左翼主政规模比21世纪初的“粉红浪潮”更加广泛。尤其考虑到政治文化相对保守的智利、哥伦比亚的左转，新“粉红浪潮”折射出社会公共福利重新成为拉美政治议程的优先议题，而这一点与上一轮“粉红浪潮”的产生机理是一致的。

第二，拉美左翼政府呈现更大的差异性。本轮浪潮中的拉美左翼既与传统左翼存在延续性，同时具备新的时代性。现阶段，拉美左翼政府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长期执政的左翼，包括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三国，它们均是上一轮“粉红浪潮”的延续，内政外交具有鲜明的左翼特征和反美、反霸色彩。第二种是温和左翼，或者说更与时俱进、更开放的左翼，智利和阿根廷是主要代表。温和左翼采取广泛执政联盟的形式执政，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右翼政党。执政党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传统，但由于执政联盟内部政党意识形态多样化，它们倾向于“去意识形态化”，外交自主意识较强。第三种是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左翼，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洪都拉斯均可以算此种类型。相较而言，该类型左翼与社会运动的新形态（弱势群体权利、环境保护）结合较为紧密，它们强调为自己的群众基础执政，国内政策相对较为激进，资源民族主义和环保主义色彩较重；外交立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成分，强调国家主权、国际主义，对国际体系的不公正现象持鲜明的批判立场。

第三，左右力量对比趋于均衡。在拉美政治重新“左转”的同时，左右力量博弈强度有所上升。究其原因，一方面，拉美各国仍面临治理困局，在经历“轮番试错”后，出现“两种模式并存但均不占优”的局面；另一方面，疫情催生下的政治力量新格局稳定性不足，在客观上提供了政治博弈的环境。与此同时，新兴政治力量和政治“局外人”的涌现也越来越成为拉美政治的新现象。这种均衡首先体现在总统选举层面。2021年，在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总统选举中，左右力量票选差距仅分别为5%和0.25%；2022年，在已完成总统选举的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左右力量票选差距也分别只有6%和3%。其次是在议会选举层面，拉美绝大多数左翼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议会中均不具备议席优势。在秘鲁，中左翼执政党自由秘鲁党仅占国会130席中的37席，而主要中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争取进步联盟党）则合计占到40个议席。在阿根廷，中左翼执政联盟在中期选举中仅赢得31%的选票，前总统马克里所属的中右翼联盟赢得40%的选票，左右力量对比较两年前的大选更趋均衡。在墨西哥，反对党联盟在众议院中的议席增加了56席，议席总数达到197个，占众议院500个总议席的39.4%，对执政联盟形成更大牵制。在洪都拉斯，尽管卡斯特罗的当选终止了右翼国民党12年的执政周期，但在128个议会议席中，其所在的自由与重建党仅占50席，而两大右翼政党（国民党、自由党）则拥有66席。总体来看，现阶段左右力量对比处在最为均衡的阶段，这与21世纪初左翼力量占绝对优势存在很大区别。

新“粉红浪潮”的发展前景

如前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治理危机是拉美新“粉红浪潮”产生的最主要成因，也是当前左翼政府执政能力的主要挑战，更是决定新“粉红浪潮”持续周期长短的关键因素。然而，从内外环境来看，要实现经济民生问题的根本改善，拉美国家可利用的政策空间并不宽裕。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预测，2022年拉美经济增长预期仅为2.1%，不及全球增长均速（3.1%），仍是全球增长最乏力的地区。从国别来看，巴西（0.7%）、墨西哥（1.8%）、智利（1.5%）等地区大国的增长预期甚至不及地区均值。预计到2022年底，在33个拉美国家中只有14个国家可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拉美地区人均GDP需要到2023—2024年才可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事实上，当前拉美经济困境与上一轮“粉红浪潮”时期的经济繁荣存在巨大反差。首先，拉美国家普遍面临高失业率、高负债、高通胀、高利率等问题。2022年，拉美地区失业率将达到11.5%，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值约为70%，通胀率预计升至7.1%，拉美国家利率都调整至历史高位，进而对投资和消费形成双重抑制。另外，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约为4.6%，高于3%的国际警戒线，这也意味着左翼政府扩大社会开支的空间较为有限。其次，在俄乌冲突和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化的局面下，全球经济复苏希望渺茫，拉美国家从贸易、投资渠道所能争取的外部动力也较有限。

争取政治共识是拉美左翼政府需要应对的另一大挑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执政联盟的凝聚力。如前所述，这一波左翼能够回归，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组建了更广泛的党派联合阵线，而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人事安排上的利益平衡问题，盟党政策理念的差异问题，等等。当前部分拉美左翼政府便已出现这个问题：阿根廷费尔南德斯政府曾多次调整内阁人选，执政联盟内部分歧凸显；秘鲁内阁人事变动非常频繁。二是府院关系难融洽。尽管拉美左翼回归促成了新“粉红浪潮”，但在议会力量对比上不占优势，部分国家左翼甚至处于明显劣势。究其原因，各国政党碎片化的总态势是主因，并且在政治极化局面下反对党同样具有相当规模。目前看，阿根廷、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左翼执政联盟在议会中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受此影响，这些国家府院关系高度紧张，左翼政府政策调整和改革空间受到直接挤压，其政权稳定性也受到冲击。比如，秘鲁反对派议员就在2021年底对卡斯蒂略政府提出了弹劾动议。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比上一轮“粉红浪潮”时更为复杂，在政党碎片化和府院矛盾上升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府院之争大概率将是拉美左翼政府面临的普遍挑战，政治风险或将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拉美新“粉红浪潮”面临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不断强化的“价值观外交”必将对其造成较大干扰。美国还不断强化其“门罗主义”的政策设计，旨在扩大自身在拉美的影响力，并排挤其他域外大国。虽然拉美左翼的集体回归并不符合美国的政策导向，但地区国家的左右博弈则为美国提供了一定的运作空间。因此，从美国的政策逻辑分析，强化对拉美地区政治环境的塑造将会成为美国的重要政策选项。一方面，美国将继续强化其“价值观外交”，在拉美左翼政府中营造“善治”与“恶治”的二分定性，制造左翼政权内部的分化对立。2022年6月初，美国以不够“民主”为由拒绝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参加美洲峰会，就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强化“价值观外交”的典型范例。另一方面，在大国博弈烈度上升的局面下，美国可能进一步强化对拉美左翼政权的“颜色革命”力度，通过舆论造势、干涉选举、“腐败调查”、挑起府院争端、非政府组织参与等隐蔽方式干预相关国家内政，塑造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拉美政治生态。

此外，拉美地区一体化将是新“粉红浪潮”比较值得期待的议题，这既符合左翼力量对国家主权、联合自强、集体身份构建的一贯关注，也是拉美左翼政府回应美国重拾“门罗主义”的政策选项。事实上，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就曾提出“用一个真正的自治机构取代现存的美洲国家组织”，其核心要义就是：深化地区合作，实现集体自主。从拉美国际关系发展史来看，集体自主是该地区具有高度共识的目标愿景，在拉美左翼中则更是如此。随着拉美左翼执政范围的扩大，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在地区层面的外交压力会有明显缓解，相应与拉美其他左翼政府的对话会有很大改观。同时，这些拉美左翼政府也可能会强化对美国的集体施压，要求美国与所有拉美国家开展平等对话，尤其是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在区域一体化组织方面，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组织或被重新激活，这将有助于提升拉美国家参与全球事务及与域外国家和组织开展集体对话的能力。

总体来看，新“粉红浪潮”的出现是当前拉美深陷治理困局的直接体现，政治“钟摆”频率加快本身就是治理低效的结果。尽管本轮左翼主政的规模相对更大，但是政治生态调整的深度却不及上一轮“粉红浪潮”，其反映出的核心症结是治理路径问题，而不是发展模式选择问题。基于内外诸因素分析，拉美新“粉红浪潮”面临多重严峻挑战，重新获得执政地位的拉美左翼尤其需要对民生改善、共识凝聚、集体身份塑造等现实问题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