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等级制的国际体系是地理政治体系，由中心、周边、亚周边和边缘四部分组成，它们各自发挥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作用，共同推动国际体系的运转和社会演化。中心国家是体系的建立者和维护者，面对中心国家的选择压力，自主性对亚周边国家非常重要，可以提高这些国家改革和革命发生的概率。周边国家通过顺从体系领导者实现发展，而亚周边国家在不顺从的同时，希望借助体系实现发展，于是国际体系出现了两种演化方式：伸缩演化指周边取代衰落的中心或中心分解成多个政治社会实体，其中之一成为新中心的演化方式；螺旋演化指亚周边不断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最后成功取代中心的演化方式。

01 历史地理中的国际体系

国家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其所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着它的内外政策。肯尼思·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的定义认为体系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组成，国家通过彼此互动塑造出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该定义架空了时间和空间，既没有考虑大量非国家政治社会实体的存在，也没有考虑互动的频率和类型。而赫德利·布尔则考虑到了互动频率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并且对彼此的政策有足够的影响，从而使得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来行为时，那么国家体系或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关于互动，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做了非常详尽和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结构的效应直接根据互动的频率和强度而改变，当互动水平很高时（如单位间频繁的战争或定期的贸易），结构的效应增强；当互动水平很低时（如不常见的低等级冲突、零星和小范围贸易），结构的效应减弱。因此，前现代时期只存在分程和线性多重国际体系中，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差别较大，高政治领域互动（如政治和军事）与低政治领域互动（如经济和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不同。

迄今为止，历史地理中的国际体系理论共有三种（表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定义为一个有着广泛劳动分工、内部包含多重文化的经济和物质实体，并强调分工不是功能性的（职业性的），而是地理上的，他认为迄今存在世界帝国（world-empire）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两种世界体系：在世界帝国中，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大部分地区，但却减弱了它有效控制的程度；相反，世界经济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是并存且相互影响的，比如世界帝国分布区集中于西亚中东北非以及地中海、黑海沿岸的欧洲，而世界经济分布区集中于西北欧，三个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人为割裂它们不利于理解欧洲历史；（2）过于强调经济决定论，忽视了政治的影响，经济基础固然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现代世界体系》着重描述了经济和社会的作用，却忽视了国家自主性和政府对制度的改革，在理论上并不完整。针对第二点批评，沃勒斯坦随后撰写《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国家、运动和文明》一书，不过依然贯彻的是经济决定论思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国家的任务是制定管理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流动的规则，前者关系到剩余价值的分配，后者关系到市场的价格结构，强国家会干涉弱国家制定上述政策的过程，体系中心国家依次取得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而成为霸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历史上出现的霸权有荷兰、英国和美国，不过三大优势并存的时间非常短暂，霸权会很快衰落，同样按照生产、商业和金融的顺序依次丧失优势。沃勒斯坦并没有解释强国家和弱国家的来源，只是声称不论在任何时间点国家总有强弱之分，尽管可能在不同时间点强国家和弱国家并非同一批国家。

表1：三种历史地理中的国际体系理论比较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和柄谷行人的体系理论，都是在批评与借鉴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弗兰克和吉尔斯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对象，把剩余价值的转移或交换所形成的相互交融的积累实例看作体系性关系的标志，积累进程是发展的动力和历史进程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认为早在沃勒斯坦所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世界经济体系的积累过程了，它的扩展和收缩节律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并有助于对之作出阐释，欧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新世界体系的形成，只不过是世界体系中霸权从东方向西方转移。在批评了沃勒斯坦半边缘概念模糊不清后，吉尔斯提出自己的世界体系由中心、外围和边缘三部分组成，中心-外围-边缘体系并非仅指地理位置，亦非仅指发展水平的差异，还涉及确定积累方式的各个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心-外围-边缘体系是主要的社会体系，据此在较大体系范围内确立霸权。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世界体系理论以货物或贡品的积累为基础，但积累方式传导遵循递减法则，积累的链条越长，中间经过的转口贸易越多，双方的联系越弱，比如汉帝国的丝绸之路经过西亚国家多次中转贸易，成为罗马帝国权贵炫富的必备物品，但很难认为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形成了一个体系，双方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经贸、政治或军事接触；此外，弗兰克和吉尔斯并没有考虑到互动的频率和类型，贸易和纳贡的频次影响双方联系的紧密性，岁岁来朝与十年一贡，其所代表的政治紧密性截然不同，经贸往来属于低政治领域互动，比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互动的联系更弱。

柄谷行人是日本当代思想家、哲学家，研究主题跨越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等多个领域。柄谷认为世界帝国由中心、周边和亚周边三部分组成，中心包括一个或少数几个强大的帝国，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帝国体系；亚周边指的是这样的空间：它一方面与中心隔离，一方面却又足够接近，可以接受中心的文明传播；而周边一般从属于中心，亚周边与周边不同，不需要担忧中心直接的支配，可以选择性地摄取文明。柄谷反对像沃勒斯坦那样把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分开，当作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部分赞同佛兰克的主张，即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都属于“单一的世界”，它们同时存在，且相互关联，但与弗兰克不同，他以交换模式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依据，并强调人类历史已出现三种交换模式：交换模式A——互酬；交换模式B——掠取与再分配；交换模式C——商品交换。柄谷指出，世界经济原先位于世界帝国的亚周边，比如世界经济的古代例证希腊和近代例证英国，分别位于波斯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亚周边，但16世纪以后，当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覆盖了整个世界，世界经济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时候，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出现了四个变化：世界经济将世界帝国的“圈外”纳入自己的范围，众多“未开化人”，被强行文明化；世界帝国的周边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世界帝国的亚周边成为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其中也有如日本那样转移到中心的极少例子；世界帝国的中心，如俄帝国等，被逼到周边的位置上，但它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并不甘心接受自己所处的世界经济边缘地位。

02 中心与周边、亚周边之间的关系演化

柄谷的见解极具启发意义，“亚周边”概念更是独具匠心，不过帝国体系理论依然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柄谷以交换模式，而非生产模式作为理论建构和历史分析的依据，这会造成静态史观，交换模式无法区分雅典、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与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不同，它们都是交换模式C，即商品交换占主导的国家，但是像雅典和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国家，依赖于外部贸易获取繁荣，它们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其赖以生存的帝国体系，难以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国际秩序，且容易被帝国控制，如雅典先被马其顿王国征服，后被罗马帝国吞并，威尼斯共和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击败后开始衰落，相反，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具备力量推翻它们所处的帝国体系，使世界经济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其次，柄谷非常强调地理距离对政治的影响，周边与中心的地理距离较近，所以它们有相似的文化、政治制度和血缘，与之不同，笔者认为中心、周边和亚周边的划分，政治标准比地理标准重要，政治服从比政治相似重要，例如古巴比沙特、以色列离美国更近，但沙特和以色列更像是美国的周边，古巴反而更像是美国的亚周边，沙特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和血缘，都与美国差异巨大，却能成为美国的地区盟友和中东战略的支柱。

总之，等级制的国际体系是地理政治体系，由中心、周边、亚周边和边缘四部分组成，边缘居于底部，数量多，不过力量并不强，功能未分化完全；越往上政治社会实体的数量越少，但力量却越来越强，功能分化也更完全。吉尔平曾经说过，霸权战争不幸仍是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功能性组成部分，是国际体系的动力。霸权战争只是国际体系演变的手段，中心推广自身文化和制度的行为以及中心与亚周边之间的对抗性互动，才是体系演化的动力。中心在推广自身的文化和制度时，有些国家通过获得性遗传，接受了这些主流文化和制度，成为周边；但仍有少数国家由于拥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其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构建有着独特的理解，难以被同化，在中心国家强大的选择压力激发下，很容易出现变异，形成亚周边。中心和周边的存在增加了体系的确定性，而亚周边的存在增加了体系的演化潜能，它们各自发挥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作用，共同推动体系的运转和国际关系的社会演化。

唐世平认为只有满足三个条件的系统才有可能出现演化：第一，演化只能在系统内展开，所谓的系统是指由两个或多个相互联系的单元组成的，具备涌现（emergent）特性的整体；第二，演化只能在有生命体填充或由生命体发展的系统（如人类社会）中展开；第三，演化是在时间和空间下展开的（如生态系统的生物进化，生态-社会系统的社会演化），因为变化必须在时间维度下展开，而行为体与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空间维度中展开。演化理论的标志是用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来解释社会发展阶段的转换，该机制是一个首尾相连、不断循环、在更高层次上递进的历史过程。

中心国家生活在地理政治体系的顶端，实力强大，是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者，秉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理念，具有一种睥睨天下的气质，中心国家在社会演化中发挥选择的作用。前文布赞提到的分程和线性多重国际体系，之所以它们的结构性弱，是因为体系中不存在一以贯之的选择压力，虽然经济依赖也是一种权力，但明显侧重政治、军事互动的体系，选择压力更大，结构性更强。与中心国家联系最紧密的是周边国家，它们彼此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社会演化中，周边国家体现的是遗传，繁殖是生物的天性，中心有实力、有意愿推广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周边国家就像中心国家的一个个复制体一样，乐于借助中心国家的威望，实现国内统治。与中心和周边的成功相对，边缘国家居于地理政治体系的低端，其来源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先就生活于体系之中，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失败，沦为边缘；另一种是后加入体系，一般都是比较原始和落后的政治社会实体，常常被中心和周边污称为未开化和野蛮的。在地理政治体系中，边缘国家的数量最多，却似乎是最不重要、可有可无的存在，常常淹没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左翼国际关系学者比较关注边缘国家，有较多理论建树，如依附理论等，边缘国家到底在国际关系演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还有待观察。

中心在推广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时，一部分政治社会实体遗传为周边，另一部分政治社会实体发生突变或变异，成为亚周边。周边服从中心安排的秩序，可以接受中心的主流文化，而亚周边不愿意服从中心主导的秩序，无法接受中心的主流文化。所有知识背后都隐藏着权力，中心口中的文化精髓，需要强大的权力支撑，权力的运作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但权力本身并不能依靠学习获得。由于服从秩序，周边能借助中心的威望，实现国内统治，因而较少担心权力的来源，只需要考虑权力的实际操作即可，比如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国家朝鲜和越南照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选拔儒生治理国家，因为侧重于权力运作的儒家文化2，完全能够满足它们的需要。与周边不同，亚周边无法借助中心的威望，自身又不具备中心那样强大的实力，贸然接受中心的主流文化，对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

亚周边国家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追求最大程度的自主性。不同学者对国家自主性的定义不同，西达·斯考切波强调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不受国内支配阶级影响的程度；田野认为是中央政府核心决策者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与其自身的偏好之间的一致程度。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国家自主性同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这会导致概念产生歧义，甚至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如国际制度既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国家自主性。笔者不赞同人为割裂国家与社会的做法，本文提到的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不受外界干扰地践行自己政治理念的程度，只包含国际层面对国家的影响。自主性提高了亚周边国家发生改革和革命的概率。间断平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认为，新物种的诞生是一件稀少且困难的事件，它形成于物种核心分布区的外围，需要通过地理隔离来促进生殖隔离，打断了原先的自我平衡系统，相较于长期稳定，大多数变异发生在极短时间。新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形成，地理隔离很重要，但政治和文化上的隔离更重要，不管是主动隔离（如独立后的美国宣布自己要远离“肮脏的欧洲贵族政治”），还是被动隔离（如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被苏联排挤出社会主义大家庭），效果都是相似的，增大了行为体的自主性，使亚周边国家拥有更多不同变异的可能性，而这通常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演化潜能。

因为周边和亚周边的存在，国际体系至少有两种演化方式：周边取代衰落的中心，或者中心分解成多个政治社会实体，其中之一成为新中心，笔者称其为伸缩演化，它的演化速度慢，通常体系的变化较小，比较符合传统生物进化论和社会演化理论的思想，具有渐进累积的特点；亚周边不断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最后成功取代中心，笔者称其为螺旋演化，它的演化速度快，通常体系的变化较大，比较符合现代生物进化论和社会演化理论的思想，具有间断平衡的特点。国际体系多数时候发生的都是伸缩演化，少数时候发生的是螺旋演化。因为螺旋演化的条件比较苛刻，不仅需要合适的变异，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合适的体系。例如明帝国建立的朝贡体系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系中心通过对本国自然地理资源的开发，吸收物质和能量（种地），较少掠夺和压榨其他行为体，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国际体系，更适合伸缩演化；与之不同，西班牙帝国建立的殖民体系以畜牧业和商业为主，并且进行大量的殖民掠夺和压榨（殖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国际体系，成功和失败两极分化，这可以让亚周边国家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利于螺旋演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亚周边国家英国最后成功崛起，取代西班牙帝国，成为殖民体系的新中心。

03 亚周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亚周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实现国际体系螺旋演化的前提条件，亚周边国家内心深处不服从中心主导的秩序，渴望与中心争夺主导权；中心国家有实力、有意愿铲除异己，但其没有提前打击或者遏制亚周边国家，主要在于以下三个原因：

3.1 力量损失梯度（A loss-of-strength gradient）

力量损失梯度由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提出，指一国离开主场单位距离竞争优势（Competitive Power）损失的程度，博尔丁对竞争优势的解释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国家进攻的距离越远，可用的力量越小。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降低力量损失梯度：一是通过组织制度革新，让权力行使更有效率，比如中世纪欧洲国家逐渐把间接统治转变为直接统治；二是进行前沿部署，建立一系列海外军事基地，如当今美国的做法；三是通过武器、交通和通信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不过有学者争辩说技术革新只能削弱，而不能清除力量损失梯度，因为斗争的双方都可以学习新技术，技术优势可能会被相互抵消。如果地理距离中还存在某些自然屏障，如高山、沙漠、热带丛林和北极雪原等，国家在跨越这些屏障时，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衰减会更严重，因此，交战中弱势一方可以人为制造地理屏障，来增大强势一方的力量损失梯度。比如1574年荷兰独立战争中，为了解救被西班牙帝国军队围困的莱顿城，奥兰治亲王威廉不惜毁掉田地，掘堤十六处，让海水倒灌，直到莱顿城周围的水深足以行驶平底驳船，才逼迫西班牙帝国军队撤退。总之，力量损失梯度是亚周边国家的保护伞，使它们在力量相对较弱时就能抵抗中心国家的征服，保留最大程度的自主性。

3.2 中心国家的注意力转移或分散

亚周边国家崛起前，与中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常常是实力相差巨大的非对称冲突（Asym‐metric conflict），但强者并不必然取得胜利。历史和现实中，存在大量以弱胜强的案例，比如希波战争中雅典领导的希腊诸城邦打败强盛的波斯帝国，三位中外学者对以弱胜强现象作了普遍性的理论解释，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借助相对利益学说，强调权力的非对称性导致利益的非对称性，是否赢得战争，对弱势方的利益层级很高，因为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相反，对强势方的利益层级较低，这会导致强势方国内政治的易变性升高，更容易接受战败；伊万·阿诺奎因—托夫特（Ivan Arreguin-Toft）提出战略互动模式论，他认为强势方和弱势方都各自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战略互动模式，强势方的直接战略为直接进攻，间接战略为野蛮行为，如强奸、屠杀、折磨非战斗人员等；弱势方的直接战略为直接防御，间接战略为游击战术。在相同战略方式的互动中，即直接对直接或者间接对间接，强势一方获胜，在不同战略方式的互动中，即直接对间接或者间接对直接，弱势一方获胜；左希迎则是从威胁流散的角度解释大国为何输掉战争，他认为大国在战争中的威胁流散主要包含三个机制，即威胁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首要威胁由一种转变为另外一种以及政治精英对威胁的认知急剧下降，这些都会导致大国选择退出一场不对称冲突，即使它在战场上可能并未失败。

很明显，麦克的相对利益学说适合解释中心国家的兼并战争，即以扩张领土为目的、吞并其他政治社会实体的战争，而左希迎的威胁流散假设更适合解释中心国家的戡乱战争，即以推翻对方国家的政府为目的（因为它反对中心国家安排的秩序），建立亲善政权的战争。因此，应对扩张战争时，亚周边国家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实力，让中心国家付出巨大代价，从而期望中心国家能够转移扩张方向。与兼并战争不同，应对戡乱战争时，亚周边国家则应该采取综合战略，一方面要拖延中心进攻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展示友善的姿态，期望中心国家能够知难而退，这一策略往往会奏效，因为作为地理政治体系的创建者和维护者，中心国家需要应对大量问题，从国内治理到国际秩序，过多的议题分散了中心国家的注意力，在亚周边国家表示一定程度的顺从姿态后，中心国家可能会选择见好就收。

3.3 中心国家内部派系林立而容易被亚周边国家借助

中心国家虽然实力强大，但内部不团结，官僚化严重，派系林立，党争激烈，容易被外部势力借助，最终为自己的灭亡埋下伏笔，这种历史归纳其实不太准确，容易出现幸存者偏差。按照社会演化理论的眼光来看，真实情况应该是，内部越团结的亚周边国家（小部分情况），越有可能在与中心国家的对抗性关系中生存下来，而那些内部比中心分裂还严重的亚周边国家（大部分情况），则很容易在中心国家的进攻或拉拢中消亡，因此，能在中心国家选择压力下存活的亚周边国家，都是更加团结的实体。团结的潜台词就是个体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依然服从集体决定，其实就是利他性。利他性一直都是生物进化和社会演化的重要机制。因为团结，亚周边国家即使在实力较弱时，也不太容易被中心国家消灭，能够保住自主性并获得繁荣发展的机会。中心主导下的地理政治体系，选择不是中性的，存活下来的政治社会实体，要么是顺从的、与中心相似的，如周边国家和边缘国家；要么是中心消灭不了的，如亚周边国家，因此，亚周边国家虽然具备更多变异的可能性，但取得成功的革命或改革，必然是在不能损害自主性的同时，还要能促进实力的增长，这要求亚周边国家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

3.4 亚周边国家的发展

亚周边的发展既不同于周边的允许式发展，也不同于边缘的依附性发展，其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制度改革和战略机遇。边缘的依附性发展存在较大问题，跨国公司、大的基金会以及科学和专业团体等，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地，它们会促进某种形式的一体化进程，把那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同穷国的精英集团连为一体，但也会拉开发达国家同贫穷国家之间，以及贫穷国家内部的现代化精英集团同普通民众之间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距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富国投资转移到某一穷国导致穷国经济发展、内部分化，进而导致穷国动乱，富国投资转移到另一穷国，循环往复，边缘国家符合该规律，因为它们的统治能力差，自主性弱，无法弥合内部的分裂。但是对亚周边国家来说，它们的自主性远超边缘国家，统治阶级不依附国外势力，可以有效地控制和弥合国内的贫富分化，保持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稳定。

亚周边国家比周边、边缘国家承受更多的选择压力，具备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更愿意主动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政治制度改革，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相较于中心国家的先进和实力强大，亚周边国家属于后发国家。后发优势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认为，在一个落后国家中的形势可以被描述为其实际能力与潜在能力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随着紧张的积累，越来越可能达到这样一点，此时蕴涵在快速发展之中的优势大大超过经济落后状态所固有的对于进步的阻碍因素，紧张可以从两个方面被人为地增加，即刻意地去消除这些阻碍因素同时又刻意地去创造经济发展的诱导因素。后发到底是优势还是劣势，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其中以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最具代表性，作为后发劣势理论的提出者，杨小凯认为，英国、美国的成功就是宪政制度、共和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保证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林毅夫发表了反对意见，他强调最优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多个因素有关，因此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各自具备不同的发展前提，亚周边国家即使通过革命或者改革，创造出与中心国家一模一样的国内秩序，也不可能创造出中心国家崛起前的国际秩序，亚周边国家改造国际秩序的能力弱，主要表现为改造自己，适应环境。总之，亚周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策略，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历史发展潮流、地理气候条件和体系中心的领导模式），结合本国国情和国际趋势，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04 结语

生存和发展是亚周边国家面临的两大时代主题。以史为鉴，时殷弘认为，现代历史开始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经久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具有了若干条件，其中三个为：（1）在基本的生产技术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2）享有历史性的重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的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和意志衰减、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的“被邀介入或干预”的机会；（3）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根本较量”。以国际关系的演化理论来看，条件（1）代表的是行为体的突变和变异，亚周边国家发生的概率最大；条件（2）代表的是亚周边国家崛起的外部环境，即由中心国家塑造的适宜地理政治体系，当然也包括意料之外的机遇，比如中心国家自己犯错；条件（3）中的一两场“根本较量”绝大部分情况下指的都是战争。弗兰克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当然，作为研究边缘地带的学者，弗兰克的建议更符合边缘国家，对亚周边国家来说，《司马法·仁本》中的话更合适——“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的社会演化理论研究。来源：《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