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印度进行访问。其间，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欧印双方同意恢复欧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无独有偶，此前4月21～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访印并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前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印度总理莫迪领衔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虽然一贯以“经济改革先锋”标榜自身，但却长期反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2004～2011年，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曾签署多达11个FTA与优惠贸易安排，但印人党自2014年上台后不但停滞了FTA谈判，还在2019年宣布正式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然而，近期莫迪政府在经济领域似乎做出了重大政策转向，高调重启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英国、欧亚经济联盟及欧盟等多方的FTA谈判，并已取得一定成果。莫迪政府缘何“一反常态”地密集推进FTA谈判？

2022年4月21至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访印并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前与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对很多国家来说，FTA是促进经贸大力发展的“蜜糖”，但它对印度而言却可能更像“毒药”——非但无助于扩大出口，还严重冲击本土产业发展。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分别与韩国（2010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2011年）及日本（2011年）签署了FTA，但随后印度的进口贸易额虽持续猛增，出口贸易额却时有下降。例如，印度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从2010年的42亿美元猛增至2018年的105亿美元，而印度对日本也从2011年的顺差57亿美元逆转至2018年的逆差70亿美元。

为何印度与这些国家签署FTA后却起到反效果？从出口看，印度对日本、韩国及东盟国家主要出口石油制品、金属矿石与棉花等初级产品。这类产品贸易受全球市场供需水平和价格走势变动影响较大，因此仅靠FTA的关税减让难以推动印扩大出口。从进口看，印度主要进口出产价格弹性较小的机电产品。由于这些产品更易受惠于FTA的关税减让，因此日韩及东盟国家的产品趁关税降低、需求坚挺而不断涌入印度。此外，虽然签署FTA有利于印度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印度产品的关税优势在来自越南、孟加拉国的同类产品面前并不明显。

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政府更多将FTA视为政治工具，因此对经济后果考虑不足。国大党政府在“东望政策”影响下，迫切希望与日韩及东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并期待“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签署FTA来倒逼国内各领域进行产业改革。然而长期以来，印度的改革进度都明显落后于开放进度。因此，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后推高关税壁垒、冻结FTA谈判并退出RCEP谈判的底层逻辑都是“拖慢开放进程”，以免开放速度超前于改革进度，从而对本土产业发展造成破坏性后果。

缘何重新拥抱FTA谈判 

2021年，莫迪政府连续启动数项FTA谈判，并成功与阿联酋在2022年2月正式签署自贸协定，与澳大利亚在2022年4月签署临时自贸协定，并有望在今年达成完整的印澳自贸协定。印度重新拥抱FTA，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全球地缘经济版图变动，促使莫迪政府下决心抓住机遇。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叠加共振，使各国经贸政策内顾性普遍增强，各国更加重视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和抗风险能力。因此，许多国家开始拓展多元化供应源以增强自身经济韧性。莫迪政府认为，印度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趋近，在经济上也有潜力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密集推进FTA谈判成为印度加强外联、开拓市场、优化成本的关键抓手之一。

其次，印度FTA覆盖不足，暴露出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退出RCEP谈判后，印度沦为全球贸易条件最不利的大型经济体，这使其很多产品的国际销路不畅。2021年，印度信贷评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报告指出，FTA缺位是造成2011～2020年间印度纺织品出口大跌的主要原因。国内改革滞后叠加国际竞争激烈，导致印度出口总额在过去十几年来始终在3000亿美元左右徘徊，难有突破。

此外，2021年印度出口总额的历史性突破为莫迪政府推进FTA谈判注入强心剂。受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等利好因素影响，2021～2022财年，印度出口总额突破4000亿美元，打破了困扰印度十几年的“3000亿美元魔咒”。随后，莫迪政府不仅提出2022～2023财年出口总额要达到5000亿美元的近期目标，还设立了2030年出口总额达到两万亿美元的远景目标。出口贸易的积极发展促使莫迪政府更加重视FTA谈判。 

能否避免重蹈覆辙 

可以看出，莫迪政府似乎正在探索更符合印度特点的外贸发展路径。

一是筛选更适合与印度签署FTA的目标。印度似乎意识到，FTA作为促进贸易的手段本身没有问题，但印度的签署对象选择不当。日本、韩国及东盟均是出口强劲的制造业经济体，与其签署FTA，印度产品很难打入对方市场。因此，此次印度进行FTA谈判的目标，即阿联酋、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与欧盟等，不仅在制造业上不易对印形成冲击，反而能对印稳定输出初级原材料。同时，这些国家普遍较为富裕，不仅对珠宝、药物、IT服务等印度优势产品及服务需求旺盛，还有能力对印进行大规模投资并推动技术转移。

二是加强国内产业政策对外贸的支持力度。除FTA之外，莫迪政府还以“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Bharat）的名义，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出口产品退税计划（RoDTEP）等产业扶植政策。这表明，莫迪政府认为，印度单靠消除外贸壁垒难以增强出口，反而需要非市场化手段强力扶植本土产业。同时，这也意味着，莫迪政府将以“进口替代制造业”为抓手，促成国内经济内循环，并以此推动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

三是彰显印度的“特殊战略价值”。印度希望通过标榜自身具有“赶超中国的潜力”来呼应部分西方国家的排华经贸政策。例如，在对澳经贸谈判中，莫迪政府称印对煤、铁、天然气的需求有取代中国的潜力，并借此希望澳对印让步。此外，虽然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目前尚未设置FTA机制，美国在2021年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也没有实质进展，但印度或许也希望借其“特殊地缘经济价值”在这两个框架内攫取更多利益。

总之，与国大党执政时期相较，莫迪政府此番密集推动FTA谈判的战略考虑更完备、政策准备更充分、外部条件也更有利。但它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仍取决于印度能否推动对劳工法、土地制度与税收制度这被外界普遍认为是阻碍印经济发展的“三大沉疴”的改革，从而切实改善营商环境。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