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印太” : 概念阐释、实施的局限性与战略走势
2019年01月15日  |  来源:时政国关分析  |  阅读量:8174

        第四,“印太”概念再次升温源于美国的推波助澜。虽然印日澳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或使用 “印太”概念,但真正让 “印太”成为一个 “热词”则更多源自于美国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 “印太”概念的真正流行源于2010 年美国高官在不同场合的渲染和 “推波助澜”,使得 “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概念而 “闪亮登场”,不仅成为美印日澳在媒体中使用的热词,而且也频繁出现在四国政界精英的讲话与学界的学术研究之中。2010 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了《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的演说,强调 “美国正在重新调整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并加强与印度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 同时在 《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 “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美国多位高官包括美军时任太平洋总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副总统乔·拜登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印太”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这不仅因为 2010 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源于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源于这一区域贸易、投资和能源供应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及美国维持其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和印太地区影响力的全球战略考量。特朗普政府新一轮“印太”战略升温,基本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印太”战略构想。所不同的是,从概念建构的内涵与各行为主体战略互动的角度,相比奥巴马时期海洋安全与反恐之于四方合作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考量中针对中国的目标更加清晰,进攻性姿态也更加明显,态度上不仅更加强硬甚至暗含敌意。可以说,“印太”概念是美国主导下,美印日澳以制衡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而建构的一种“战略威慑”,该“战略威慑”不仅有利于培植盟友和建立美国主导的多层次战略同盟和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以阻止出现一个可以与美国实力相抗衡的国家; 而且将印度洋与太平洋作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单元,有利于重建美国霸权主导之下的亚太权力均势格局。
        第五,“印太”战略强调印度作用的发挥。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除了高调宣称把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的各 50% 的战舰,改变为太平洋 60% 对大西洋 40% 的格局。另外一个战略举措就是强调和重视印度的作用,正如希拉里所言,“美国将赌注压在印度的未来,相信印度对世界的开放将有助于印度和整个南亚的繁荣,而且会扩散到中亚和亚太之外更广泛的地区”。在奥巴马时期,美印深化防务与安全合作的成效显著,包括: 2015 年 1 月,两国共同发布了 《美印亚太和印度洋联合战略愿景》; 2016 年 6 月,美印在华盛顿正式签署了 《后勤保障协议》,该协议允许两国共享双方军事基地进行后勤作业。对于华盛顿来说,更大的威胁则是担心中国和印度加强合作,加速其霸权衰落的速度。因此,与 “接触 + 遏制”的对华政策相比,美国将实力不断上升且地缘优势突出的印度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希望通过拉拢和利用印度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最好能实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除了强调“美国优先”和“美国利益至上”的原则,同样意识到深化与印度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能够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毕竟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而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报告称,全球军火交易在最近5年(2012年至2016年) 升至冷战以来最高水平。其中,印度成为全球最大买家,武器进口额占全球总额的 13% 。近年来,美国对印武器出口逐年上升,美国向印度出口高端武器技术,不断挤占俄罗斯在印度的武器市场。在美俄战略与防务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新德里则在美俄之间小心“平衡”。也就是说,“印太”战略之于美国,不仅能够制衡中国,还可以通过制造安全威胁而升级军备竞赛,从而实现向印太地区出售更多军火而收获更多利益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印在“印太”构想下发展防务与安全合作,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美印还拥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共同战略诉求。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印关系的热度得以延续,印度依然被确定为美国的 “主要防务伙伴”。因此,无论是 2010 年奥巴马时期 “印太”概念的炒作,还是此次特朗普政府大力渲染“印太”概念,其核心目标都是想突出印度的作用,在利用印度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同时,实现其获取经济利益的目标。
        从以上分析来看,“印太”不仅仅是概念的建构,更是一种建构的“战略慑”,而且这一“战略威慑”的地缘政治目标非常清晰。从这个角度,“印太”这一地理和空间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战略性区域,不仅美国而且作为战略支点国家的印日澳均认同 “印太”的地缘重要性。作为一个建构的地缘政治概念,其本身就具有战略与安全双重内涵。美国以护持霸权为己任,并将中国视为威胁和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和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三、“印太”战略实施的局限性
        给定日澳在安全上对于美国近乎于完全倚重和惯性依赖的特点,“印太”战略构想成功的可能性或弹性尺度就取决于以下两个缺一不可的因素: 一是地缘政治博弈之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印度提升能力以制衡中国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成本; 二是在美印相互需求与各自不同的战略诉求背景之下,在美印防务合作的边际战略收益逐渐递减以及印度在美俄之间难以取舍的战略平衡之下,印美准同盟关系为印度带来的战略收益是否大于印度放弃在美俄以及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而产生的成本。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中美双边关系互动以及两国在印太地区战略博弈的动态变化,也是影响印度的战略选择以及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聚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图为起点的极限和底线。正如罗伯特·卡普兰所言, “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 ‘善’无善报”。由此,美国主导 “印太”战略存在以下局限性。
        第一,大国战略博弈之下双边和多边关系走向存在不确定性,这是“印太”战略的摩擦力。美日印澳四国对“印太”战略的构想和目标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四国之所以积极围绕 “印太”大舞台进行战略谋划,更多源于他们对海上权力的争夺而非对于地区安全的担忧,安全只是权力竞争的 “合理借口”。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大国借 “安全治理”之名而谋 “权力存在”之利。“印太”战略能否实施,不仅取决于美印日澳同盟体系能否形成以及各国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更与中印、中美关系的动态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美印关系是否能够像过去那样充满激情而持续保温,防务与安全合作是否还能继续深化,这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南亚的地缘战略动态、恐怖主义形势、美印关系中的巴基斯坦因素等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致使印度洋地区安全治理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也是双边和多边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变量。毕竟,“没有哪一个大洋比印度洋更需要战略上的稳定。可以说,这里是七片海域中最有可能走向核武化的地方。在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中,在这片海域驻扎海军的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近年来印美相互走近,不仅是印美相互战略需求的结果,也与中印竞争以及中印之间根深蒂固的多层矛盾不无关系。印度需要考虑的是,即便出于中印竞争要放弃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巨大收益,是否要以牺牲 “不结盟”的政治遗产和一直以来坚持的 “战略自主”为代价而进一步靠近美国,像日本在西太平洋的角色那样,甘愿充当美国的战略棋子。即便能借此提升印度的地区影响力和世界影响力,但印度作为印度洋的 “净安全提供者”,不仅需要购买更多来自美国的军备,还需要为这一地区的安全支付更多成本,而美国在印度洋的霸权地位却丝毫不会被撼动。因此,在中美关系的现状不发生大的改变的前提下,“印太”战略走向,印度的态度至关重要。但可以预期,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依然是印度的理性选择,就如同印度在美俄之间玩平衡以最大限度获取战略与经济利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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