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翠萍：“印太” : 概念阐释、实施的局限性与战略走势 - 国内专家

        第二，“印太”战略下美印日澳追求各自利益目标而导致相互依赖具有松散性，这是“印太”战略实施的制约力。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一方面，“印太”战略构想的内涵即包括地缘政治和跨国安全问题，更包含经济利益考量。另一方面，美印日澳打造 “印－太战略弧”的驱动因素并非为了推动共同的地区构想，而是为了解决各自面临的内外政策问题。首先，美印日澳积极推动 “印太”战略，四国以安全为主要考量的战略目标虽然具有一定趋同性，但战略始终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国家追求权力的内在驱动力还在于经济利益。虽然美日澳之间是战略同盟关系，印美之间趋向于准同盟关系，印美两国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日澳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于美国军事存在的 “惯性”或 “路径依赖性”。但是，这无法掩饰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所造成的维持世界霸权的力不存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既想建立一个霸权领导下的战略联盟体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又无力也不想为联盟承担更多的 “投资成本”，却希望合作伙伴特别是盟友更多地分担海上安全合作的成本，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盟友对美国的依附和信任; 其次，印度和澳大利亚作为印度洋域内国家，除了借力美日获得安全收益之外，更想借机争夺并强化各自在印度洋的影响力以及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这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错位之处，也使得印澳之间存在较大的战略分歧。特别是印度，一直以来都希望拥有印度洋的主导权，借势增强其在 “印度之洋”的影响力并强化其在印度洋的 “领导者”地位，获得印度是印度洋 “净安全提供者”的身份认同。美国助力印度构建 “大国身份”和领导者角色，契合了印度追求世界大国的目标与愿望，但这显然与印度本身具有的实力并不相匹配。虽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刻意拔高印度在地区甚至全球中的地位，将印度视为美国在 “印太”战略中重点倚重的对象。但美国看中的并非完全是印度的实力和能力，而是希望印度能够在东印度洋发挥日本在西太平洋的 “搅局”作用，以弥补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带来的 “力不存心”。印度作用的发挥，不仅仅取决于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更与印度自身的实力以及印度期待从美印合作中获得多少利益密切关联。印度的战略选择依然会受到大国博弈格局和中美印三边关系互动的影响，这使得印度对华认知与判断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印度的战略选择具有可塑性，这也是分析 “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印关系的逻辑起点; 再次，每个国家都会从利己的角度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尽可能多的权力，在不确定他国意图的情况下总会出现 “安全困境”并导致战略互疑，互疑的程度取决于相互之间的认知与互动。美印日澳四国之间 “各存心思”，为更多从合作中渔利而展开博弈，将使四国战略联盟存在不稳定性与离心倾向，成为 “印太”战略实施的制约力。
        第三，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与合作存在 “集体行动困境”，这是 “印太”战略的阻力。一般而言，国家担心对预期的收益进行分配可能对他国更为有利，这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式的第一种方式。此外，一国也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这是国际政治限制合作形式的第二种方式。当前，这两种担忧是限制国际合作普遍存在的阻力。同时，在国际政治中，不确定性条件和不稳定性环境总是存在。即便是联盟国家之间，也存在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毕竟理性的个体追求 “集体行动”的驱动因素并非是为了推动实现共同的目标，而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从而使得集体行动面临困境。正如奥尔森所言，“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中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他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他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尤其在在印度洋地区，利益攸关者众多，各利益方对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态度和优先议题不同，各利益方在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选择方面存在差异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特别在实践层面来说，一些国家政策优先项是如何应对陆上恐怖主义威胁，而非海上恐怖主义。即便存在统一的战略目标，也会由于个体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而存在集体非理性而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影响联盟国之间的战略目标与合作效果。
        第四，印度对 “印太”战略的考量存在可变性与可塑性，这是 “印太”战略中的最大变量。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倚重对象，印度的战略选择以及印美之间的军事与安全互动是“印太”战略能够在多大程度得以实施以及产生多大效果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印太”战略更能突出印度的地缘政治优势，有利于印度借助美日澳的力量推进 “东向行动”政策，将印度的影响力从印度洋向太平洋拓展，这契合了印度谋求增强地区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印度借力 “印太”战略，可以固化甚至进一步强化印度在环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这一战略支点，有利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形成对域外大国的海上威慑力量。在印度看来，“印太”战略不仅仅在于印度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平衡力量，“印太”更被印度视为战略机遇，而且在当前印度自身实力与追求大国地位不相匹配的情况之下，“印太”战略是印度通过从多方渔利而在国际体系中寻求特殊地位的一个战略机遇，有利于印度在与美日澳和东南亚国家的互动中获取战略收益，增加与中国博弈的筹码，以平衡中国在印度洋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制约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洋方向的推进。
       印度的战略考量存在可变性与可塑性。这首先由于印度一直以来对“战略自主”的坚持以及对 “不结盟”政策的关切。从战略角度，印度的战略考量会不可避免地受 “战略自主”传统的影响。印度对于印美关系的深化并非没有芥蒂或忧虑，印美关系发展在印度国内一直存有争议，担心过于密切的印美关系会使印度在美国面前失去战略自主。也就是说，印度的战略选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 “不结盟”政治遗产的影响。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布鲁斯特所言，“尽管美国和印度合作有很多不错的理由，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时却很艰难。如果华盛顿的一些人默默地希望印度成为一个关键盟友，成为印度洋地区的日本，他们很可能会失望。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与美国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为得到便利而进行合作，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关切以及两国有些难以相处的经历也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未来印度仍有可能 “坚定地”奉行 “不结盟”政策，但很可能并不会影响印度向美国进一步倾斜，就如同冷战时期印度 “毫不犹豫”地向苏联倾斜一样。从本质上说，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是冷酷的，是基于现实利益而非基于道义或意识形态的。而且，印度一直以来在对外战略选择中 “摇摆国家”的特征非常突出。当然，印度如果愿意充当美国的战略棋手以及 “印太”的战略支撑点，其搅局作用不容小觑; 其次，印美防务合作空间有限。防务合作是印美战略关系发展的主线。在安全合作收益不确定情况下，印美防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会受美国对印度可让渡的利益与可妥协空间的影响，也受印度经济增长潜力和现有实力的制约，还将受到美国南亚战略变化特别是美国南亚战略中巴基斯坦因素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印美防务合作的不断深化，印度的国防支出也大幅上升。不仅防务开支占印度中央政府支出的比例很高，国防部的预算要求与印度的年度预算分配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从 2009 至 2010 财年相差 1250 亿卢比扩大至 2014 至 2015 财年相差 8000 亿卢比，国防开支赤字居高不下的困境亟待破解。这不仅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剧了印度的财政负担，而且大量进口武器装备，制约了印度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本土化; 再次，印度寻求依靠美国来制衡中国崛起必然导致其陷入安全困境。近年来，印度在中美之间选择政治与安全上依赖美国，很大一个原因是出于制衡中国权力的考量，而非印度在印度洋权力的最大化。一般而言，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它们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事实上，美国在迪戈加西亚的军事存在始终是对印度的巨大威胁。印度无力改变，只能搁置，但这并不代表印度不担忧或对此没有心理障碍，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而不考虑为此付出的代价。印度一方面意欲通过与美日澳之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崛起给印度带来的 “威胁”，另一方面又担忧过于密切的印美关系不仅会动摇 “战略自主”的根基而且会制约印度在南亚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以及在印度洋的话语权，最终损害印度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奥巴马时期还是当前特朗普政府的 “印太”概念炒作中，印度的态度一直相对谨慎的一个主要原因。未来印美双方能否 “求同存异”继续深化战略合作，取决于印太地区战略局势演变过程中两国的利益得失。由此也使得印度对 “印太”战略的评估与战略选择既具有可变性也具有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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