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地时间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迅速发起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欧等国不断升级对俄制裁的同时，对于俄罗斯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动机也成为美国国内热议的话题。本文指出，美国社会各界对此次军事行动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阵营，分别从对普京本人乃至俄罗斯政体的意识形态认知、美国国内政治对乌克兰局势的特殊诉求、北约东扩下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当性进行分析。

认识一：

归咎于普京个人与俄政体的意识形态

这是美国当前对俄乌战争的主流看法，其中包括大部分两党议员、布鲁金斯学会、大西洋理事会等智库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主流媒体。他们将俄罗斯对乌发起军事行动归咎于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心理因素以及俄罗斯的政权性质。

对于普京个人的性格心理因素，相关人士认为，疫情爆发后，普京在工作中将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闭环中，心理上越来越多疑孤立，已经失去对现实情况的准确理解。总统周边的官员和顾问，因为害怕得罪普京，只敢将符合总统固有观点的信息报告给普京。比如新闻和分析人士着重分析了普京在2月23日与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的对话，认为即使是普京总统周围的人都成了畏惧普京唯命是从的人。这样一来，工作环境和心理因素加剧了普京对于乌克兰威胁的担忧，而且使俄罗斯总统对于对乌军事行动可行性过度乐观。几种因素交织，导致俄罗斯认为可以轻易夺取乌克兰，建立一个向莫斯科负责的代理人政府。

除了对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心理分析以外，主流声音对俄罗斯动机的分析也高度基于西方自由主义对于所谓的独裁政体的意识形态认知。这种“政权性质”理论认为普京（乃至任何非西方民主国家）发动战争无疑都是要转移矛盾，巩固不受欢迎的国内统治。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北约东扩激化俄乌矛盾的看法，主流声音是难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防御性集团，只会保护欧洲安全，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如果承认北约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就动摇了整个后冷战欧洲秩序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对北约东扩威胁论非常抵触。

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其任内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在诠释俄乌问题时也基本采用了上述意识形态论述。演讲中，拜登引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欧洲议会的讲话，将俄乌战争描述为“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而西方世界和乌克兰，自视为“光明”的一方，势必战胜“被孤立的”俄罗斯。拜登还反复强调美国政府与人民将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不过，除了对俄罗斯航班关闭美国领空，对乌克兰的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总统并未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新的对俄制裁或军事行动。拜登还重申不会派遣美军参与俄乌战争。

此外，在2012-2014年间曾任美国驻俄大使的迈克尔·麦克福尔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是在大众媒体出镜率最高的人物。早在冲突升级的过程中，麦克福尔就在推特上发文称“无论是常规力量、网络力量还是核力量的角度看，俄罗斯都是欧洲军事最强的国家。俄罗斯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最强的三个国家之一。所以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爱沙尼亚或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

近日冲突爆发后，麦克福尔又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民主期刊”上发文 ，声称普京“最害怕的，无非就是成功的乌克兰民主”，普京的战争就是意在“阻止乌克兰人民选择繁荣，独立，自由的未来”。而北约东扩，在麦克福尔等建制派人士看来，不过是普京总统炮制的借口。所以，他们认为乌克兰对俄国构成的威胁并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他们认为只要乌克兰成为一个成功繁荣的民主社会，就会成为激励俄罗斯人民的自由渴望，从而瓦解普京的政府。

因此，主流声音认为美国的对俄政策不仅要制衡普京与俄罗斯政府，而是要在俄罗斯精英和民间力量中扶植亲西方的“自由力量”取代普京。比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大西洋理事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艾琳娜·波利亚科娃与丹尼尔·弗里德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主张通过直接对俄罗斯民众进行宣传，扶持俄罗斯独立媒体，曝光俄罗斯权贵腐败，保护俄罗斯流亡者的政策来制衡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本身，大部分政策界人士认为乌克兰军队最终无法与俄军抗衡，俄罗斯击败乌克兰或者部分/全面占领乌克兰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强调，常规战争只是俄乌冲突中的第一个阶段，依据美国和盟国近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经验，占领后的反叛乱作战恐怕将是一个更加复杂昂贵的过程。比如，前中情局海外行动官员道格拉斯·伦敦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主张美国将日后乌克兰政策的重心转向秘密支持武装乌克兰的叛军，以达到长期牵制、削弱并最终打垮俄罗斯的目的。而如果俄罗斯只占领乌克兰部分地区，美国和北约则应大力武装残存地区的乌克兰政权以俄罗斯对峙。

另外对于俄罗斯进军乌克兰的国际影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赫什伯格认为，普京出兵邻国打压亲西方政府的策略实质上重蹈了苏联干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覆辙。普京越是使用军事威胁，越是会助长东欧国家的仇俄情绪，反而促使俄罗斯的邻国寻求与西方更紧密的关系。

总而言之，持这一立场的人士倾向于认为普京总统对乌克兰的政策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最终将损害而不是巩固俄国利益。而美国与西方国家的政策是要使俄罗斯的战争代价最大化，并最终促成某种在俄罗斯政权的某种“政权更迭”。

认识二：

归咎于美国国内对乌克兰的特殊诉求

与主流声音不同，部分保守力量对于俄乌问题认知主要的出发点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和阴谋论。从党派组成来看，这些保守派声音主要是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其他共和党内更加右倾的人士，比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密苏里参议员乔希·霍利，以及弗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

共和党相关人士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认为拜登政府是故意炒作乌克兰问题以转移国内施政不力、民调低迷、通货膨胀的多重矛盾。相关政治人物和以福克斯新闻为主的保守派媒体同时对拜登政府的俄乌政策作出两种批评。一是拜登政府过度介入了乌克兰问题，而美国在东欧并无关键利益。拜登应该将战略重心进一步转向印太地区，针对右翼更加偏爱的敌人——中国。这方面，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政治谈话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在2月23日的节目上，卡尔森指责民主党政府自从“通俄门” 问题以来就煽动美国人民的仇俄情绪。而如今，为了掩盖民主党人在物价、治安、边界安全政策都全面失败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还要炒作乌克兰问题，不仅会使美国陷入与俄罗斯代价高昂的冲突，而且会将美国战略视线从主要对手中国身上转移。

当然，说到共和党保守派人士就不得不提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非主流”声音——第45届总统特朗普。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特朗普不仅没有像其他美国政客一样抨击俄罗斯，而且还赞扬普京总统是“天才”。当然，前总统不忘补充如果他还是在任总统，恐怕普京不敢动手。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部分支持了相关说法。根据调查结果，62%的受访者认为，如果特朗普仍在白宫，普京不会进入乌克兰。从党派组成来看，85%的共和党受访者和38%的民主党受访者表达了此类看法。

二是虽然事实依据薄弱，但是在共和党保守派中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是，乌克兰政府掌握了拜登家族，尤其是拜登次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经商期间涉嫌腐败的证据，以此要挟拜登政府为乌克兰对俄挑衅撑腰。比如，共和党极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佐治亚州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就在2月24日受采访时声称，拜登是因为儿子亨特在乌克兰的”腐败勾当“才去威胁对俄罗斯发动核战争。

保守派的第二种批评是更加传统共和党外交鹰派对民主党总统的批评。这些外交鹰派认为，拜登总统在乌克兰局势中的作为，尤其是明确拒绝开展军事行动，是缺乏战略决心的表现，助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野心。因为美国没有展现出阻止俄罗斯的决心，俄罗斯必然野心膨胀，将扩张的目标扩大到波罗的海三国、摩尔多瓦以及波兰等邻国。

不过CNN/SSRS在2月25-26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面对美国是否该采取军事行动时，党派分歧要小得多。各党派的多数人（独立人士中60%，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56%）反对在制裁失败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拜登的危机处理能力，依然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数据显示，只有42%的被调查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拜登能够就乌克兰局势做出正确的决定，该比例与他最近的总体支持率相当，但是只有9%的共和党被调查者表示至少适度相信拜登的决策。而NPR-Marist的民调结果显示，分别有91%的共和党选民、三分之二的独立选民、15%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执政的第一年是失败的。

认识三：

归咎于北约东扩下美外交政策的正当性

持这种意见的人士主要来自对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持否定态度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和像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这样的智库。这一群体往往认为北约东扩威胁俄国，乌克兰民族主义兴起是俄乌战争的主要原因。

在2月24日战争爆发前，相关人士往往认为战争不会爆发。所谓俄罗斯陈兵十万的新闻不过是美国政府的战争宣传，故意挑拨俄乌冲突和仇俄情绪。其中，民主党资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批评最为尖锐。桑德斯指出，过去200年里，美国认为自己作为西半球的主导力量，有权对任何可能威胁到所谓国家安全的国家进行干预，并且破坏和推翻了至少十几个政权。在俄乌冲突中，桑德斯谴责美国和乌克兰建立更深层次的安全关系会给两国带来非常严重的代价。同时，桑德斯也明确表达了对美国政府对俄罗斯颠覆性行为的不满，“试想一下，如果墨西哥想与美国的对手结成军事联盟，美国的态度会怎样？”

而在社会上，持此类观点的大多是伊拉克战争反战运动，乃至越战时代反战人士的继承者。在战争爆发后，他们既批评美国的北约东扩政策，也批评俄罗斯用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加深国际矛盾。因此，在俄乌冲突恶化后，反战人士质疑北约东扩，挑战主流的意识形态叙事并不令人意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第三个阵营中，不乏许多重要美国国家关系和外交政策学者，包括诸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斯蒂芬·沃尔特这样的 “现实主义” 理论家。他们从冷战结束以来就一直批评北约东扩、伊拉克战争等美国海外政策的明智性。

比如，米尔斯海默就屡次批评北约东扩威胁了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国家安全。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好比加拿大、墨西哥、古巴这样的邻国与中俄结盟，势必构成威胁。米尔斯海默还批评建制派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观，认为将自由主义和民主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动机，方式和目的势必将把美国和世界带向灾难。

沃尔特也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沃尔特认为由北约，欧盟东扩威胁导致的俄乌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已经无法对美国与其欧洲盟国构成威胁。然而，美国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不断发动颜色革命，还威胁将乌克兰融入北约，这无疑威胁了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如今冲突升级，美国政策界仍将原因归咎于意识形态乃至普京个人，说明政策建制派完全没有吸取教训，日后恐怕还要重蹈覆辙。

但与其他两个阵营不同，持此类观点的人士还是倾向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理性的，旨在实现在东部有限的领土目标，并建立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乌克兰。虽然这个第三阵营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但是由于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与社会的主流认知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而且经常对美国外交政策提出道德层面的质疑。这些观点在除了学术界、历史知识分子及反战运动以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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