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普京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对外政策重回现实主义，试图缓和并改善与西方关系、特别是对美关系。但西方因“斯克里帕尔事件”、叙利亚化武危机、俄罗斯实施网络攻击、刻赤海峡危机等问题对俄战略认知进一步恶化，追加了多轮制裁。总体而言，受制于现实利益冲突、相互认知错位以及实力对比落差等因素，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远未消除，双方关系在2018年延续了克里米亚危机以来的持续恶化势头，未见明显改善。

俄罗斯在困境中谋求突围

克里米亚危机后的西方制裁以及国际油价跳水使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际环境大幅恶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俄政府逐渐认识到，俄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巨大的，俄无力与美全面争锋，同时，也看到俄美结构性矛盾无法迅速消除。因此俄在加快抛售美国国债的同时增持黄金，俄一些油气公司也要求外国客户修改合同并以欧元取代美元结算油气交易。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俄罗斯经济在美国把俄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情况下遭受致命打击。

在不指望形势迅速好转的同时，普京也在采用多重手段修复与西方关系，尽可能争取“喘息”机会，以静待变、“熬过寒冬”：在乌克兰问题上，俄一定程度放低身段，在不归还克里米亚的前提下，未进一步挑起“顿巴斯冲突”并在刻赤海峡危机后表现出一定克制；在叙利亚问题上，俄在主导阿斯塔纳进程、索契进程的同时，也搭建了法、德参加的叙利亚问题解决框架；更重要的是，普京利用各种机会，谋求恢复与美国的直接对话，防止俄美关系出现“自由落体”式下滑。

当然，俄罗斯并未一味退让。在谋求缓和与西方关系的同时，俄也施展各种手段，试图利用“北溪—2”项目、伊核问题、北方四岛、美欧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及社会问题，分化美欧、分化北约、分化欧洲、分化美日、分化西方社会。俄罗斯的“组合拳”一定程度上确实使欧盟与美国在伊朗石油禁运、使德国与美国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问题上出现一些嫌隙，使日本并未实质参与西方对俄制裁。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与高压

总体上，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和主流民意对俄罗斯的认知依然是负面的，对俄政策的基调仍主要以施压为主，试图以孤立、制裁和高压迫使俄罗斯改变对外政策。

第一，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轮番加码。2017年美国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规定总统在做出包括解除对俄制裁等涉及美对俄政策“重大改变”时，均需向国会提交报告，极大压缩了特朗普调整对俄政策的空间。2018年1月底，美国财政部以干涉美国2016总统大选为由，再次扩大对俄制裁，将包括总理梅德韦杰夫、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114名俄政要和96名富商列入制裁名单。4月6日，美国对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内务部长科洛科利采夫、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En+公司总裁杰里帕斯卡以及外贸银行行长科斯京等24名普京“核心圈子”成员和14家公司实施制裁。2018年，美国还因“斯克里帕尔事件”、叙利亚化武、乌克兰等问题对俄施加了多轮制裁。截至目前，美国已经对俄700多个实体和个人施加了制裁。有分析称，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对俄制裁已导致其GDP损失了六个百分点。

第二，双方“外交驱逐战”不断升级。2018年3月，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离奇“中毒”再次挑动了俄美关系的紧张神经。3月29日，美国下令60名被指“从事间谍活动”的俄外交官员一周内离境，并关闭了俄驻西雅图领事馆。西方20多国共驱逐百余名俄外交官。俄也对等报复，随即驱逐了大量西方国家驻俄外交官。

第三，西方与俄的“媒体制裁战”愈演愈烈。2017年年底，美国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定为外国代理人。2018年4月，该台被迫在美停播。无独有偶，该台等俄媒在法国的活动也受到限制，法国年内修订的“新闻法”也被指主要针对俄媒。这反映出在双方“信息战”的对垒中，媒体既充当了急先锋，也最终成了受害者。

第四，俄与西方在叙利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并未停歇，双方在叙利亚面临擦枪走火的巨大风险。2018年伊始，就有报道称美军在叙利亚袭击并歼灭200余名俄罗斯雇佣军。4月8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地区最大城镇杜马镇遭毒气攻击，至少70人丧命。美英法三国对叙政府军三处设施发动突袭。

第五，美国持续增强在欧洲的前沿存在，并对欧洲盟友保持压力，在增强北约对俄安全压力的同时弱化欧洲对俄能源依赖，以此削弱俄经济实力、遏制其咄咄逼人的对外行为。特朗普上台后，尽管美国与北约盟友在军费开支问题上矛盾重重，美国就要求盟友提升军费开支向其施加了巨大压力，而欧盟也就加强独立防务迈出了新的步伐，但这并不意味着北约内部已经四分五裂。实际上，在俄安全挑战和美政治压力之下，北约的一些欧洲成员国不同程度增加了国防预算。克里米亚危机后，美国于2015年时追加9.5亿美元用于“欧洲保障计划”，主要用于1个陆军装甲旅在东欧的轮换，以及海军在黑海及波罗的海的部署、执行空中警戒等任务。近年来，北约加强了应对“俄罗斯挑战”的军演。2018年，相继举行了“波罗的海行动”“军刀打击”等大规模联演，重点在于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大范围、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以及陆海空天网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此外，美国着力迫使欧洲国家弱化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特别是威胁对参与“北溪—2号”项目的俄罗斯及欧洲公司施加制裁。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因俄实现绕开乌克兰对欧洲天然气管道布局从而获得更多的对乌战略优势并对乌克兰及欧洲安全构成更大威胁，另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压缩欧洲对俄天然气依赖，扩大美国LNG的对欧出口，抢占国际天然气市场份额。

第六，美国以俄研发和部署“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从而事实上违反“中导条约”为由，威胁退出“中导条约”，而“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几乎难以延期，这使美俄之间最有关联性的战略稳定问题的支柱也摇摇欲坠。

“有限对手”成为俄与西方关系常态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通俄门”调查的不断深入，美国对俄的担忧从地缘政治矛盾扩展至俄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挑战以及对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多重威胁等方面。国际战略观、世界秩序观以及政治价值观的“三观不合”进一步加剧了俄与西方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冲突。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身份”和“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一年来接连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突出强调“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指责俄“积极挑战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与美国竞争，并根据其自身利益改变国际秩序，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可以说，上述报告反映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对俄认知和战略定位，这种认知成为西方社会反俄情绪的思想基础，并且根深蒂固，短期之内难以化解。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螺旋性下降使很多专家惊呼“新冷战”的到来。但笔者认为，冷战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形态，它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全方位的竞争，两种意识形态的全面对立，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和两个平行市场的互不往来。而目前的俄与西方关系并不具有上述特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吉拉·斯登特教授认为，“有限伙伴”是21世纪美俄关系的常态。然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罗斯与西方非但没有成为伙伴，反而成了对手，双方在地缘政治、战略安全、国内政治以及价值观念等领域开展了激烈较量。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较量无论从烈度、广度还是从影响而言都是有限的，它更多地带有区域而非全球、个别而非整体的性质。考虑到本世纪中叶之前的世界大势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前景，可以说“有限对手”正成为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常态。

（作者：冯玉军，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