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政府制定对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基于对该国的准确了解和把握。如果基于错误的把握和判断，那么制定出来的政策必然不可能是正确的，反而可能产生极大的谬误。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策研究圈以及政府研究部门出台的一些建议、报告，与中国发展的实际相差甚远。他们对相关趋势的判断，也漏洞百出。
例如，美国学界一些人近期“热议”中国大陆是否将武力攻台，有人甚至主张“覆巢”之下的“焦土政策”，建议必要时摧毁台积电公司以便让进攻的一方得不到任何芯片，从而消解攻台。如此“高论”，不得不令人得出结论，美政策研究界的对华判断出现了严重偏差。而且，这个问题的存在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颇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12月的特朗普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判定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此外，被特朗普团队捧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的白邦瑞，一度以《百年马拉松》一书知名，但该书不少内容都是不靠谱的。比如，该书大量引用了白邦瑞在中国道听途说的内容，仿佛这本书代表了中国决策者的政策思想。只要稍微对中国决策过程有所了解或研究的人士，都清楚并非如此。白邦瑞在书中表现得像“发现天大秘密”似的，大讲中国有一个“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战略。仅凭道听途说的传言，不扎扎实实地做研究，在此处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在涉华事务上，美国一直存在一批“中国观察者”。他们有的属于“对华接触派”，有的属于“鹰派”。近几年来，对华强硬成为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反之，如果不强硬，就很容易遭到攻击。在如何对待中国这一问题上，美国出现了类似于当年“麦卡锡主义”那样的氛围。对中国“硬”“狠”就容易受到肯定，而在对华看法上客观一点，则容易受到攻击，被视为“拥抱熊猫派”。在这一氛围下，本可以就某一问题发表较客观看法的人士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不发声了。于是，那些真正对中国较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往往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在对华政策上，日益占据上风的是一批所谓的“战略派”。他们对中国并无专门研究，大多只是根据某一种“战略思想”进行演绎推理，进而提出政策主张和建议。
最近在美访学研究中，笔者得知位居美国顶尖名校之列、其东亚研究在全美数一数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在下降，学习日语和韩国/朝鲜语的学生人数却在增长。这令笔者吃惊不小。据此间权威人士告知，这种情况大概率是受近年中美关系下滑的影响，恶劣的氛围也损害了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显然，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至于学习日、韩语言的学生人数增长，原因之一可能是日、韩都是美国的盟友。从此间几个国别研究中心的筹资情况看，对于来自日、韩的捐款一般是欣然接受。而对来自中国的捐资，无论是不是民间的，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可能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研究很自然地也会受到消极影响。
其实，美国学界在中国研究方面曾有过很好的传统。人们熟知的费正清，曾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在二战期间他还曾到美驻华使馆工作，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其后的傅高义更是一个传奇。美国东亚问题学者在汉语、日语和韩语这三门主要语言中，熟练掌握一门就已很不错，而傅高义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其中的两门（汉语和日语）。在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方面都有不止一部专著问世，其著作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而被誉为经典。再近一些的兰普顿，以及现在仍属于中生代的柯庆生等，也都重视对中国的实地研究。柯庆生还能够用汉语发表演讲，笔者曾在现场听过。这些都可算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榜样。
不会汉语，不到中国实地调研，于是乎，很多时候美国一些人士在看待中国时就只能靠想象了。比如关于新疆话题，如果我们暂且把美政客和媒体的恶意抹黑中伤放在一边，在严肃的学者圈中，居然也有不少人相信所谓中国在新疆“系统性地违反人权”一类的说法，这令人很无奈。所谓新疆存在“大规模违反人权”现象，甚至所谓“种族灭绝”，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事，要想证伪并不难，只要抱着一探究竟的态度到新疆实地走一趟，就能搞清楚。笔者希望待新冠疫情有所缓解后，美国的各方人士都能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以明辨事实究竟如何。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过“麦卡锡主义”，人为制造了为数不少的子虚乌有“案件”。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红色恐慌中，相当一批知华和说真话的美国人士蒙受了不白之冤，或失去公职，或远走他乡，美对华政策也走上了遏制对抗禁运之路，并持续多年。历史早已证明，“麦卡锡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但后果已经造成。
相对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年轻会比较缺乏历史感，进而影响了对历史教训的汲取。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后，有分析家认为，美国是不会对这一教训展开深刻反思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十分令人遗憾。经历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应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汲取一些东西，从而有所长进。在对今日中国的分析判断和对华政策的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不了解中国，误判中国及其意图，仅靠想象来制定政策，就有可能铸成大错。
（任晓，复旦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