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降税是中美人才竞争的关键钥匙
2022年02月01日  |  来源:外交经济学人  |  阅读量:2285

中美正在进入一场不可逆的长期竞赛,这场竞赛的关键又在科技和金融。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创新和金融崛起这两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突破,将难以改变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被动局面。而科技和金融都是人才密集型的领域,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金融崛起,都高度取决于高端人才的持续供给,因此,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谁能够在全球层面吸引汇集更多的人才,谁能够为人才成长培育更好的环境,谁就更能够在竞争中获胜。

而人才的成长和汇集,除了必要的软硬环境之外,对人才给予与其智力贡献相匹配的收入就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当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以及国家对人才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高端人才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的一批卓越的高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招聘科研人才和金融人才,并提供与世界主要跨国公司近乎同样的收入;中国的顶尖大学也逐渐在薪酬水平上不断靠近世界一流大学。再加上中国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社会环境,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回流的趋势正在形成。

但是,当前中国针对个人所得的税收制度却成为进一步提高人才薪资竞争力的重要障碍,随着中国高工资群体不断增加,这一障碍也显得更加突出。根据2018年修订的最新个人所得税表,个人年收入超过96万人民币的部分要被征以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相比之下,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37%,征收基础为523600美元。尽管人才流向不仅仅取决于个税税率,而且中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体制也不同,两者不具备完全可比性,但从完善个税制度入手,建立对人才发展更为有利的税收环境,不仅关乎社会发展的总体效率,也关乎整个中美竞争的大局。

当前,中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税最高税率过高、征收标准过低的问题。中国的高端人才大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这些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关系民生的生活成本极其高昂,必须给高端人才匹配相应体面的收入,免除他们的生活压力,以专注于智力供给。对高端人才采取必要的税收政策调整,降低他们的税负,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目前,作为中国创新第一城的深圳已经在严肃的直面这一问题,并正在尝试进行重要的改革试验,通过先进的政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针对符合条件的人才,进行了一些降税尝试。

就在虎年新春将至之际,笔者了解到不少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工作的员工声称收到了来自深圳人社局的税收返还。这一税收返还源自于2021年7月5日深圳发布的《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申报指南》,根据这一指南,在深圳登记注册的金融机构和创业投资企业中工资薪金在70万人民币以上的,以及其他申报人工资薪金在50万人民币以上的,可以申请税收返还的奖励。经过测算得知,这些人才收到的可观税收返金额,相当于显著降低了个人所得税,基本实现了25%的个税封顶,可谓是开创先河,极具标志意义。

过去四十年来,深圳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创新的最前沿,正是全国乃至全球大量人才向深圳的聚集,才成就今日深圳“创新之都”的美誉。深圳针对高端人才所采取的税收奖励措施,应该激励北京、上海等城市尽快采取类似举措,大力度解决高端人才税负过重的问题。未来的国际竞争更多是以城市为单位的竞争,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够培育多少个在科技、金融、教育、文化等方面有强大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北京和上海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中国人才的聚集地,而是要力争成为吸引世界人才的高地,而建立一整套对高端人才友好的个税制度是中国的超级城市问鼎世界的关键钥匙。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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