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日本政治人物在挑战二战后国际及地区秩序方面动作频频。仅就本月而言。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然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7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80周年纪念日当天，有99名日本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数名副大臣。这两起事件性质都很严重，且绝非偶然。

导致日本态度变化的原因很多，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当下全球主义进程受挫，国家主义重新崛起的大背景下，从日本“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的内观视角来谈谈对此问题的思考。

近代以来至今，日本出现过三次建构近代主权国家的进程，第一次是明治维新（自建），第二次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他建），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自建+再建），从而构成了日本近代主权国家建设的三部曲。

日本对近代主权的建构以明治维新开局，以二战失败而告结束。二战后，美国接管了日本。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绝对国家主义”遭到猛烈而无情的批判和鞭笞，国家主义名声扫地，被视为禁区，不得不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蛰伏”下来。另一方面，在日本看来，美国占领军给日本带来的 “现代主权国家样式”不是日本的自主选择，而是在美国主导下对日本所做的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改造，是美国从外部强加给日本的国家逻辑，这种由外而内的“被改造”的进程，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甚至耻辱的过程，客观上为日本日后的翻案预留了巨大的空间。日本一旦变得强大，或美国出于战略需求对日松绑放权，日本就会蠢蠢欲动，试图进行所谓“战后总决算”，回归自我，重建国家。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日本的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开始不满于战后的被改造及被安排，试图对战后秩序进行“总清算”，以改变日本半主权国家或非正常国家的地位。二战前的“绝对国家主义”逻辑，开始以“新国家主义”的面貌死灰复燃，并从最初的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发展成为主导日本国家战略的政治理念。

日本“新国家主义”既与以往的自民党“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又有其显著特征，集中表现为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实现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目标。这种以自己的方式去“再建国家”的愿望和冲动，成为老一代和新生代政治人物的共谋，成为这些人前仆后继的最高政治诉求。

近几年来，日本对“国家再建”的冲动因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可遏制。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受挫，新冠疫情下世界经济低迷，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中国的快速崛起等，都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外部原因。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从中曾根一郎、小泽一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日本政坛日益强烈的“国家再建”冲动，不仅演化成一个个升级换代的版本，对日本政治持续产生冲击和影响，而且还在不断地升级换代中。

日本“新国家主义”政治进程的加速，与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诸多重大政治进程相互交叉、重叠与合流，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负能量和风险，对中日关系、东亚地区的局势、全球格局等都造成了冲击，世人对此需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警惕，要做好战略上的准确研判和充分的应对准备。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为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在警惕日本愈发强烈的所谓“国家再建”冲动同时，可从加强地区和全球治理的高度主动作为，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