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同陷危机,为何苏联输了,中美赢了?
2018年12月15日  |  来源:人大重阳  |  阅读量:7737
义,20世纪中期后又搞起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美国宪法和政治体制没有变革,想变也变不了——美国开国之父们规定,如果要修宪,第一个条件是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同意。政治利益哪有那么多公约数?要获得70%的支持率修宪,这很困难。

我们就要问了:美国经济体制变化那么大,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没改,也改不动。

因为改不动,所以枪支泛滥。这些东西都写在宪法中的,没法修宪,枪支泛滥就没法遏制。有民意调查显示,80%~95%的民众强烈要求禁枪、控枪,但如此绝对多数的民意在法律面前仍显得非常软弱,毫无力量。国际恐怖主义对人类生命的危害每年不超1万人,但在美国,每年死伤于枪击的能达3万人左右。有时候真的要问问,谁是恐怖主义国家。

美国历史告诉我们,政治与经济关系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2003年的时候认为,从1974年第三拨民主化开始,70多个国家都倒了,而中国倒下是早晚的事儿。但是,中国不但没倒,还越来越强大。黎安友因此提出“韧性”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这一威权主义体制的弹性空间很大。

从历史到现实,所谓的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可能要重新认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很多教授人云亦云。


改革开放40周年为什么能走得不错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走得还不错,逻辑在哪?中国的政治变迁,总结下来有八个字:“坚持方向,固本革新”。

怎么坚持方向?看《邓小平文选》,1978年12月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上进入理论务虚,从1979年1月份开到3月份,还要继续往下开,中宣部和社科院联合举办。中宣部觉得这个会不能无限制开下去,需要一个总结,找人讲话,找谁谁都不讲,最后没办法找了邓小平。

问邓小平讲不讲,没想到邓小平答应得很爽快。他来讲,就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定了调子,我们要改革。他还强调,社会主义改革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情况下,要守住共产党领导权问题,这个东西没了,一切都没了。这就是“坚持方向”。

比较而言,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革命,但很少有成功的改革。革命理论上很容易,敌人、目标非常清晰,组织动员、反对敌人就可以;而改革,是动自己的奶酪。明治维新算非常成功,但最后在我们看来也走上邪路。我们这里成功的原因,就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方向。

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动了基本盘,两年之内把共产党斗得稀里哗啦。1987年至1991年,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都在风起云涌地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矿工几十万人动不动罢工,而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反攻的急先锋。结果,苏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要喝二锅头,因为在苏联喝不起酒了,伏特加非常难喝。这是知识分子的遭遇,更别说苏联工人的遭遇。

因此,不要听经济学家说得很美,说去国有化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苏联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就是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高低之分,一比不是一个量级的。

说邓小平伟大,结果现在大家都按照邓小平比,比如说莫迪是“印度邓小平”。考虑到印度的体制,怎么可能?在印度,公益组织成千上万,莫迪想建厂、开山,各种公益组织让他没法做。最后莫迪一气之下关闭了9000多个NGO的账户,让他们没法运行,否则改革没法弄。即使这样,日本和我们在印度争高速铁路开发权,结果日本赢了,但是两年下来征地还不到两公里。莫迪怎么可能是“印度邓小平”呢?


“自发秩序”VS“民本秩序”

从政治秩序的演化道路来看,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秩序“自发秩序”和“民本秩序”。

今天的中国和很多国家不一样:大多数国家选择“自发秩序”,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多党政治—代议制民主—寡头政治;而中国选择了后者,即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以人民为中心。

“自发秩序”第一步是有了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进而没有更多创新,没有更多财富。不管多么不喜欢市场经济、劳动雇佣制,它已经发生了,回到市场经济之前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国家想有财富,没有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李光耀跟邓小平说,华人世界里只有中国没有发展,其实最应该发展的是中国,因为中国人脉很深,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大陆,真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都是渔民。中国大陆怎么富不起来呢?肯定路子有问题。邓小平不说话了,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与李光耀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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