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在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世界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脉搏，因应时代发展需求，深刻回答历史命题，立足中华民族文化根基，深刻挖掘、传承并创新了“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和”文化内核，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该理念推动了中国传统“和”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人类社会携手共克难题，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历史源流与时代嬗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照人类命运，追求全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价值，兼顾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和”文化的当代诠释。“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普遍原理和根本价值观。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历史演进中，“和”文化根深蒂固、历久弥新。只有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进路，才能深度识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哲学智慧、中华文明理念和中国思维方式，有效回应时代诉求。
1.1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底蕴支撑
“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和”字，彰显出人们很早就已对“和”产生向往和追求。夏商周三代，礼乐盛行，中国传统“和”思想从原始质朴之“和”升华到人文之“和”，在此期间形成了礼乐文明。礼乐是一种文明的教化，礼乐文明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一种新形态。夏商周时代的人文之“和”主要体现在声音相应，歌舞交融，这也是“和”最初的含义。后来逐渐演化为人际关系，如儒家学派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通过“和同之辩”来激励人们尚和而弃同，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达于“中庸”的“至德”境地。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从军事方面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用两个“不如”层层推进地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重视人际和谐与人的能动性。墨子也认为“和”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他把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归根于父子兄弟之间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即“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随后又逐渐演变成国家政事的和平、和谐、和气、和睦、和善等，如汉代时期的董仲舒提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他明确指出运用“中和”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要遵循“中和”之道，这是首次明确提出用“和”思想来治理国家。“和”思想在宋朝作为主流文化而备受推崇，宋明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提出关于天与人关系问题的一个基本命题，意指“天”与“人”是不可分割的。
古代“和”文化从甲骨文肇始，发展到春秋战国蓬勃兴起，再到汉朝发扬光大，最后到宋朝大力普及，其中“和”思想的精华，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深厚的国学文化底蕴，自觉肩负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将中国传统“和”文化运用到处理民族间、国家间关系的问题之中，展现了“和”文化的现实魅力。比如，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吸收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出绿色发展；从发展国际关系角度，吸收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协和万邦”思想提出合作共赢；从社会发展角度，汲取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和而不同”思想提出融合发展；从创新人类文明角度，继承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人心和善”思想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重要的“和”文化的当代创新观点成为化解当代文明冲突的重要启示。
1.2新中国成立以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承发展
“和”的内容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到了现代，人们对“和”自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赋予了中国传统“和”文化新的形式，让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人而言，“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坚守，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实践，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理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这逐渐形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雏形。周恩来同志在1953年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阐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几十年来，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奉行者，如今其已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则。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对世界格局和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深入思考，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这一科学论断，形成了以和平发展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始终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理念和矢志不渝的追求。进入21世纪，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仅凭单一的价值思想观念或一种治理模式，必将无法应对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更无法满足不同国家的切实需要。胡锦涛同志综观国际风云变幻，深刻洞察世界发展趋势，正确把握时代特征，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中华民族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景转化成为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落实和践行。
总之，中国传统“和”文化不仅表示已经逝去的历史，同时也构成正在发展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合理内核，革新去除了“和”文化过时腐朽、僵化教条的封建形式，按照新时代的要求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和”载体，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思想既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现代延伸，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承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外交思想的必然理论创新，更是传统“和”文化的新时代表达。
1.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赓续创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拥有着诸多发展机遇，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如何在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如何在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需要我们认清‘势’，认识国家之‘势’，认识世界之‘势’。”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中国在和平外交思想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一种积极的、进取性的国际关系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全球视野，妥善处理国际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打开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开创了新局面，有助于向世界传递和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行动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实现和平永续发展的责任担当以及对未来前途命运的现实考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个世界”的重要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承续中国传统“和”文化，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超越了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制度、文化宗教间的界限，是从更高层面思考和解决人类困境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和”文化作为人类文明世代传承的共通文化，从古至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间和睦相处，推动世界向着平等、安定、祥和的大同理想稳步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全世界共享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全新注脚，展示了中国的通变智慧，传递了文化关切，表达了中国价值，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和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传统“和”文化基因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延续着中华民族文明血脉中爱好和平、追求和平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孕育于五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饱含着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宏阔深邃的历史视野和高瞻远瞩的治理远见，与新时代全球治理思想存在着天然的耦合关联，其内蕴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的“和”文化基因，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行动遵循。
2.1“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共生精神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人思考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独特智慧。“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并提倡尊重自然客观规律。从儒家到道家，无不以天人相和谐为其思想要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所指的“天”是孔子对自然之“天”的典型阐释，他认为天是不断运行着的、有四时变化及有万物生存的自然界。孔子强调：“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肯定了“天”的伟大地位，唯有尧帝能够择天而行，以天理为法则。不言而喻，其他人更应该效法自然规律。孔子还主张人心善待万物，人所具有的仁爱的本性是与天命相合一的。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进而彰显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体悟。在儒家看来，人若能知晓自己的本性并能尽其性，即从内心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自觉促进自然的发展，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道家思想系统化地阐释了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哲学思想阐释了“道”是先于人法而存在的，可以化生出关于宇宙自然的一切规律和秩序，以及顺应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道。因此，作为人应当效法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不能违反天地的规律而生存，要尊重自然、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以大自然为法令、法规，不能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否则会遭受到自然的惩罚。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是在老子“道”的基础之上阐释“天人合一”的，他把“道”看成是先于万物又是万物本源的一种存在。庄子认为人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必须突破自身局限性，与自然万物一体，与“道”合一，这样才能获得绝对自由。也就是说，化自然于无为之中，顺应天命，不要刻意去追求“自我”的欲求，从而破坏自然之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彰显了整个宇宙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音律的和谐；青山绿水，山峦峰谷，这是自然的和谐；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人合一，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人们应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新时代的价值意蕴，深刻阐释了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的辩证关系，特别强调生态问题是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从而表明全人类共同携手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呼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2“协和万邦”国际观的共赢精神
“协和万邦”思想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重要呈现，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政治智慧，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书·虞夏书·尧典》中写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尧帝在处理各部族关系所遵循的政治理念。其强调为政者要弘扬高尚的道德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文武百官也要明辨其责，各司其职，这样国家才能安宁稳定，天下百姓才能和谐友好相处。这种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追求天下为公、以德待人的整体的和谐统一理念，它要求各族人民既要保持多元文明的特征，又要团结一致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尧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的贤明帝王一直被后世所传颂，他所倡导的“协和万邦”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着来。’”叶公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阐释要以德治国，依靠仁德之政，以取得百姓信任，使得近处的百姓心悦诚服，远方的百姓自然前来归附。而针对“远人不服”，孔子又继续阐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显然，孔子坚定地认为道德教化是为政治国之根本，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道德，在发生冲突时，不能通过武力来解决矛盾，应以道德感化平息矛盾。这进一步表明，儒家把“和”看作是道德实践的基本准则，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政治局面。显然，在儒家看来，道德建设在治国方略中占有突出位置。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儒家的“亲仁善邻”，道家的“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还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都把道德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并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政治观，从中彰显出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崇尚和谐、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常常用中国典故讲“中国故事”，以中国道理阐释中国道路。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就指出：“‘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的经典名言，并把孔子对个人立德的价值说明拓展到国家关系上，提出“以德为邻”的周边外交新理念。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一连使用“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多个典故，深度彰显了中华民族是重信义、讲情义的智慧民族，深刻阐明了中国主张建立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描绘人类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画卷达成了新共识。
2.3“和而不同”社会观的共融精神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在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人际交往智慧。“和”与“同”是一对哲学概念，“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或统一，“同”是指同类事物之间的简单累加，是无差别的同一。《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写道：“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甘君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这句话是齐国政治思想家晏婴针对齐景公关于齐国臣子梁丘据的评论。他以烹调为例阐明君臣之间“和”与“同”的关系，强调真正的“和”应当是这样，如君王感到甜时，臣子就应该给他加点酸的，而君王感到淡时，臣子就应该给他加点咸的。通过这种比喻，形象地指出臣子应见贤而进之，不能同君所欲的道理。从晏婴的“和”与“同”之辩中亦看出，古人在当时就已明确从宇宙观上肯定事物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但并不强调多样性事物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强调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和谐。“和而不同”最早出现于《论语·子路》之中，孔子推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是说在为人处世方面，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而不是虚与委蛇，随声附和。他率先将“和”与“同”引入到社会领域来讨论，区别了“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孔子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统一并反对绝对的同一，强调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但可通过交流、协商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而不同”彰显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世间万物是存在差异性的，只有尊重万物的“不同”，才能互相包容，最终达到“和”的统一。只有不同事物相互之间存在差异或矛盾，才能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和而不同”思想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力，成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交往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羹之美，在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他从强调人的交往方式中要坚持“和而不同”思想，发展为强调在文化交往活动中要坚持“求同存异”理念，从而接纳和包容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和”是事物不断生长、丰富和发展的原则，“同”则不能维持事物的长久。个体的不同差异，各归其位，相互配合，才能达到事物整体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并始终秉持“和而不同”社会观，坚持求同存异，从而致力于实现与世界各国和谐共处。
2.4“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共善精神
“人心和善”思想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充分彰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自古以来，“人心和善”是衡量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品行的重要标准。在中国的古代哲学中，儒家君子推崇“仁爱”，强调用“仁爱”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景。“仁爱”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的“仁爱”精神，把孝悌作为“仁爱”学说的根基，首先是从对亲人的孝悌开始，然后延伸到对朋友的“信”，最后推及至天下大众，而做到“泛爱众”的同时还要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并向他们学习。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个人来讲，孔子的“仁爱”思想像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精神境界，但其主旨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而是更加鲜明地体现在人与社会及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之中，体现为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而并非对外戒律的执行，成仁与否都与他人无涉，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具有为“仁”之心。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性善论”，孟子从人所共有的这份“本心——善”的哲学理论出发，提出了改变社会现状、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架构，即推论出“行仁政，王天下”的王道仁政结论。孟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以自己的“仁”作为示范和榜样，来诱导民众之“仁”。宋代张载则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指出能够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就可以达到“仁”之境界，并阐释出要将民众视为自己的同胞，将万物视为自己的朋友的道理。张载力求把“仁爱”推广于普天下的万物之中，倡导普遍之爱的思想。这些亦可彰显出“人心和善”的根本核心是“仁”，“仁”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道德发展的全部历程。“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保持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凝聚力最根本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是提倡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仁爱。“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民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
需要阐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言之“和”并非不包含“斗”之意，亦更不排斥“斗”。人类社会往往通过“斗”而达到“和”的目的，通过“争”而渐进“和”的归宿。斗则必伤，和则两利，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因此，当今世界各国出于自身利益发展之需虽势必存在斗争和竞争，但同时也必须将“斗”和“竞”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不伤及至彼此之间的“和”。当前全球化发展迈入新时期，进入新常态，各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由于构成这个命运与共的集合体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必然会遭遇各种斗争与竞争。显然，如果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地解决，最终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妥善处理“和”与“斗”、“合”与“竞”的辩证关系。总而言之，新时代“和”与“斗”、“合”与“竞”关系的核心逻辑应当是共赢，重点是国家之间要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合作竞争关系，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时代创新
中国传统“和”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重要的智慧渊源和理论奠基。从学理上讲，中国传统“和”文化内蕴“人与自然之和、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可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根基。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和”文化是根生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土壤、形成于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基础之上的，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样，既有合理成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形成了“以血缘伦理关系为基本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由家庭伦理关系层层外推式直至君臣关系的社会伦理关系图式”，其所高扬的“家和”本质是基于封建思想束缚下的父母对子女的“统治”及“男尊女卑”不平等的婚姻形式。因此，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传统伦理并不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展开的，而是在严密的封建道德体系“三纲五常”伦理框架下以强大的“血缘文化”和基于等级的“礼制”“德治”观念而形成的。但是，在其漫长的传承和衍化中，“和”文化的思想内核却因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需要，实现了时代超越和自我革命，获得了新时代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感召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基于血缘关系、家族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念狭隘性的新时代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人伦亲情进行升华，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家庭伦理，为人类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传统“和”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以审时度势的视野把握时代新发展、新变化特征，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新时代的话语表述。
3.1用中国传统“和”文化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观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承受多次异国入侵和各种动荡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不是靠武力和战争，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思想蕴含着当今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交往智慧。“协和万邦”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头、文化精髓和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当前国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常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向纵深发展。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生存难题。人们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各国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中国和沿线各国开展合作、共谋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了各国休戚相关、命运相连。2020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提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致辞时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并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把本国的利益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相结合，实行平等协商、合作共赢方式，共创和平、稳定、繁荣、昌盛的美丽世界。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熏染和浸润之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观已经作为一种普遍共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价值认同。
3.2用中国传统“和”文化营建公道正义的安全观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势力震荡重组，各种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全球经济性危机频发，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全球突发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安全乃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安全这一“国之地基”，谈国家发展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安全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古代先贤就提出了关于国家安全治理的治国之智，对当前我国着力打造的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每个国家、民族都被卷进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各国安全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都难以独立解决全球问题，安全要靠合作来实现，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以对抗为特征的寻求安全手段不但无助于各种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困境。因此，只有和衷共济共同应对国际安全威胁，携手应对挑战，才能共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是实现全球和谐发展的重要渠道，国与国之间唯有“和”才可能实现共同发展。在“和”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华大地上，中国将继续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利合作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3.3用中国传统“和”文化推动人类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破解人类社会各种发展难题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人类社会得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提供了道德指引。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所蕴含的“仁爱”思想，其主旨不仅仅是为人与人之间和睦关系的形成提供道德指引，更是鲜明地上升到对社会及国与国间关系的高度来约束。
中国共产党力行精准扶贫攻坚战、推行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开发、主动让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当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援助他国疫情等举措，都充分彰显了中国主张以人道的思维、以合作的方式、以共赢的理念、以包容的胸怀解决问题、承担责任的担当精神。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是提倡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仁爱”，并意在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消除由种族、宗教、制度、意识形态等差异所造成的歧视、制裁、封堵等方面的人道主义灾难，让中国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应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为身陷困境的无辜百姓送去关爱，送去希望；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人道主义政治、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显然，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生动实践，是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来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典范，彰显了人本精神，闪耀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内涵的国际人道主义光辉。
3.4用中国传统“和”文化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文明观
习近平总书记以其渊博的国学文化知识，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展示在国际舞台之上，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相互支持、合作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此，要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相互理解、包容、支持和帮助，在不同中求相同，从而达到世界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和谐统一，创造一个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的命运共同体。显然，这就是对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社会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待世界文明应遵循的四大原则，即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要尊重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明，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和相互交流借鉴，要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历史证明，任何幻想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最终只会失败，反而给世界文明带来巨大灾难。因此，人们应采取学习、交流借鉴的态度，在择善而从、取长补短中兼收并蓄，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使多元文明和谐共处。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中国始终坚持以“和”文化为纽带建立互通互联的文明体系，搭建文明共生共长的良好平台，构建和谐、包容、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5用中国传统“和”文化推动绿色发展的生态观
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共融共生、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提醒人类要“与天地合其德”，使自己的所有行为符合宇宙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生态文明理念，秉持“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文明观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在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路径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加大了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力度，从而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将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及全过程之中，将推动绿色发展作为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努力让“青山常在、碧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好愿景成为现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们必须以建设美丽中国为奋斗目标，“美丽中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现实需要，必须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生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2021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强调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用“六个坚持”提炼总结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充分展现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避免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平衡具有积极作用，其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价值导向和理论借鉴。
四、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和历史必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凝聚各国共识，解决全球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归宿和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体现了中国传统“和”文化超越时空的智慧力量。作为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思想精华，“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共生精神、“协和万邦”国际观的共赢精神、“和而不同”社会观的共融精神和“人心和善”道德观的共善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源泉和精神滋养，也清晰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愿景。“和”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圣贤集体智慧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和”文化的思想精华，纵贯历史与现实，深刻问答时代命题，发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中国“和”文化为源头，创造合作共赢的国际观，营建公道正义的安全观，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发展观，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文明观，建立绿色文明的生态观，在此过程中实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必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必然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李姝桥，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孔朝霞，女，吉林省长春市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