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现象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时下经济专家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所用方法皆大同小异：首先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形势作总体判断;然后再分别用“投资、消费、出口”的数据与上年对比，要是今年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就认定经济形势向好;反之，则认为形势不乐观。

回想起来，当年我读大学时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学生也是这样听，而且也不见学界对此有何异议。想来也是，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而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在那样的背景下，根据“增长速度”研判经济形势，当然无可厚非。

然而今非昔比。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中央提出要“稳增长”。读者应该记得，在此之前中央强调的则是“保增长”(保增长率8%)。从“保增长”到“稳增长”，这一变化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不再追求高速度，而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

特别是最近几年，这方面的信号已越来越强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根据增长速度研判经济形势，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应该怎样分析经济形势呢？不知读者有何高见，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因为无论GDP增速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速，皆是数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我曾在本专栏撰文说过，GDP增长率高低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对比下面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2010年，我国GDP增长为10.3%，总产值为39.7万亿，新增产值约4万亿;第二组数据：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1%，总产值为99.1万亿，新增产值近6万亿。2019年GDP增长率虽比2010年低4.2%，可新增产值却多出2万亿。

由此见，GDP增长率与经济形势不可以划等号，不能说增长率高，形势就好;也不能说增长率低一些，形势就不好。事实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增长率放缓在所难免。如西方工业七国，他们在经济起飞、向成熟推进以及高额消费阶段，皆保持了较高增长率;而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增长率却明显放慢，且无一例外。

再往深处想，用“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率判断经济形势其实也不可取。从经济学角度看，“投资、消费、出口”皆属于一定时期的支出。支出增加，并不保证收益就一定增加;有些时候，支出增加反而可能令收益下降。个中原因，是因为支出增加后收益能否增加，要受诸多条件的约束。此点重要，让我分别解释：

关于投资与收益。经济学有一个基本规律：“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意思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而增加投资，新增投资与新增收益的比率会不断下降。举个例子：某企业大规模增加了投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可若市场需求未增加，或者产品适销不对路，结果形成大量库存。倘如此，投资增加后利润不会增加，甚至可能亏损。

关于消费与收入。一般地讲，消费支出要由收入决定。这是说，一定时期消费支出增加，表明同期居民收入在增加。但这并非铁律。比如发生通胀后，消费支出增加也许是消费品涨价所致，而非收入增加;而有了消费信贷后，人们贷款买车买房，消费增加也不代表当期收入增加。

关于出口与进口。本国将商品出口到国外可以换回外汇，但换汇本身并不是目的，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说得更直白些，外汇的实质是外国对本国的欠债(或借条)，若不用于进口，外汇就不过是一串数字或者一堆纸。也正因如此，故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最佳状态是进出口平衡。

读者要是同意以上分析，那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研判经济形势就不应再看支出，而应重点看发展质量。发展质量怎样看?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思来想去，我认为应从收益角度看，可具体分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看总收入。总收入包括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这三大主体的收入，加总起来就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反映经济质量的指标，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增加，说明经济发展质量在提升;国民收入减少，说明经济发展质量下降。

第二层面，看经济基本盘。所谓经济基本盘，是指失业率、通胀率、宏观债务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若失业率和通胀率适度，而宏观债务率可控，国际收支保持平衡，表明经济运行质量稳定。反之，如果失业率和通胀率大幅上升，宏观债务率超出警戒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表明经济运行存在隐患，发展质量不佳。

第三层面，看收入结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既如此，分析经济形势还应从收入结构看。若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保持同步增长，说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协调;反之，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企业利润增长，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企业利润增长低于政府税收增长，说明税负偏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王东京，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