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从全球贸易额变化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阶段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已经终结，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化的回落。中国在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中勇开乘风破浪之船，坚持经济全球化。疫情发生后中国发挥了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岛的积极作用，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中国为后疫情阶段的新型全球化开辟了道路。真正的安全，立基于开放和发展，根本之道是通过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支撑的经济形态打造免疫化、便利化、弹性化、智能化、安全化的国内及全球新型供应链。在这方面，中国有条件作出更多引领性贡献。

从全球贸易额变化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阶段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之时已经终结，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化的回落。本世纪初全球贸易额每月在5000亿美元左右，到2008年7月危机发生前的高点大幅攀升至1.6万亿美元左右，危机发生期间跌至9000亿美元/月以下，危机发生之后的2011-2014年一度恢复至1.6万亿美元/月水平，但再也未能延续危机发生之前的增长势头。全球贸易额在2014年末至2016年初还出现明显回落，一度下探至1.2万亿美元/月水平以下，其后有所回升并在2018年10月突破1.7万亿美元。不过这一历史最高水平仅仅昙花一现，到2020年1月就已回落至1.5万亿美元以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4月全球贸易额迅速下滑至1.2万亿美元水平，同比下降2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大封锁”并非逆转全球化的转捩点，只是加剧了2018年末以来已经表现为世界贸易额收缩的全球化回落势头。

中国在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中勇开乘风破浪之船，坚持经济全球化。进入2020年以来，随着疫情蔓延扩散，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外贸规模也明显收缩。疫情发生后，中国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从出口来看，今年4月和5月，美国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9.0%和-36.3%，欧盟27国分别为-33.4%和-30.1%，日本分别为-19.1%和-26.5%，而中国这两个月的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4%和-3.3%。从进口来看，中国也在通过超大体量的市场规模尽量延缓全球市场的急剧收缩，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今年4月和5月，美国进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0.1%和-25.4%，欧盟27国分别为-30.9%和-29.0%，日本分别为-3.7%和-24.3%，中国分别为-14.2%和-16.7%。

中国积极应对疫情诱发的经济收缩。在高水平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从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方向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是历史上由有效需求不足所致的金融危机所无法比拟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时抑制了主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抑制了进口和出口，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收入，进而影响其支出与投资，同时加剧政府部门的财政压力，削弱后者通过宏观政策抵御危机、提振经济的能力。其负面影响非常深远。主要经济体通过财政援助政策稳定企业经营和居民收入，通过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刺激需求促进增长。但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缓解或缺乏稳定预期的条件下，这些政策可能效力有限且缺乏可持续性。近期来看，走出经济低迷的出路在于治疗或疫苗方面及时取得有效进展。这方面中国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今年4月、5月、6月、7月，中国药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9.7%、66.5%、53.0%和42.7%，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1.3%、15.1%、15.4%和17.3%，而在2019年12月，药品和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率仅分别为5.5%和7.6%。可见，疫情发生后中国发挥了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岛的积极作用，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中国为后疫情阶段的新型全球化开辟了道路。疫情不仅加剧了全球化在规模意义上的回落，还可能引起性质上的若干变化。以前全球价值链和研发格局的分布是效率导向的，全世界哪里成本最低，价值链上的某个环节就延伸到哪里，就利用哪里的相关生产要素或资源。美国挑起的科技领域摩擦升级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可能让全球价值链和研发格局的分布由效率导向转向安全导向。各国强调“国家安全”优先，转而把所谓的技术含量高的环节保留在国内，或者从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国家转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转到那些在传统安全上对自己存在高度依赖的国家，这对全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事业将产生掣肘效应。实际上，真正的安全，立基于开放和发展，根本之道是通过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支撑的经济形态打造免疫化、便利化、弹性化、智能化、安全化的国内及全球新型供应链。在这方面，中国有条件作出更多引领性贡献。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长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