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中重要一环的新疆地区，历来备受考古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新疆广袤土地上的遗址(遗存)发掘研究有何新发现、新突破、新进展？跨越数千年，新疆如何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区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研究员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他表示，新疆考古的不平凡的时光，诠释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沟通东西，丰富中国古代文化多样性

丛德新介绍说，中国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习惯上一般分为汉通西域前后两大部分，从学科研究角度，汉通西域之前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铁器等几个时代。

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起步，陆续获得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如吐鲁番阿斯塔纳、阿克苏哈拉玉尔衮、疏附县阿克塔拉和哈密七角井、塔什库尔干吉日尕等遗址。虽然初期仅按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进行基本划分，但初步研究显示，所展现的石片石器特征与华北地区旧石器传统有密切联系。

近年来，新疆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其中以5万至4万年前的阿勒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和布克赛尔县骆驼石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尤为重要。通天洞是典型的洞穴遗址，延续时间长，遗迹丰富，开始出现勒瓦娄哇技术这一石器制作新的文化因素，显示出与亚欧旧大陆西部的交流态势；骆驼石遗址的石制品以石页技术为主要特征，研究者初步推断此处为露天的石器加工制造场，并认为类似石器组合，在宁夏水洞沟和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及蒙古国也有发现，展示了石页技术的南北交流路线。

以阿敦乔鲁、小河墓地等为代表包括天山南北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疆沿天山一线自东向西分布着各具特色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它们既有自身鲜明特点，又与周边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研究显示，阿勒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晚期，其影响范围可能到达新疆西天山地区；罗布泊小河墓地独特的生业形态、埋葬习俗及人群的古DNA特点，显示其适应环境而生的渔猎采集和有限畜牧种植业的特点，以及既有的古欧罗巴人群与东北亚人群融合特色。研究显示，这些特征在很早之前即已开始出现。

丛德新长期领导主持博尔塔拉河流域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发掘研究工作。他说，在青铜时代，新疆西部存在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交互带/圈，彼此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从测年数据上看，以阿敦乔鲁为代表的遗存可能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并延续，文化内涵上则显示出传统而丰富的特点，而非以往单一/线传播的发生、发展模式下的产物。事实上，与周边的区域一直有密切的交流和互动。

丛德新特别指出，在阿敦乔鲁遗址、小河墓地和通天洞遗址的青铜时代遗存内，都发现距今4000年甚至更早的小麦和黍、粟类农业遗存，表明那时来自西亚的小麦和华北的黍粟类粮食作物，已伴随人群迁徙汇集在新疆地区，并落地生根为后续人群继承，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也“润物细无声”地潜移默化开展。

同时，小河墓地人群的多样性特点，以及阿敦乔鲁发现的古人铲形门齿较多出现等特征，也说明在新疆及周边更广区域内，来自东西方的古人群交融发生在更为久远的时期。这种深层次交流与融合以人们此前所不熟悉的样态存在，古DNA研究显示，发生在古人骨骼上的变化，逐渐形成融合的特点，并不是非此即彼。

同样是在西天山和周边地区，近些年通过细致的考古调查还发现一批分布在海拔2000米甚至更高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存，其中以阿敦乔鲁为代表的博尔塔拉河流域获得一批颇具代表性材料，对于阐释当时可能已出现的转场游牧生业形态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丛德新强调，石器和青铜时代这些考古研究成果，都显示出新疆地区在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的阶段已是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重要区域。来自东西方的人群或物产在此交汇、沉淀，形成当地传统，后续发展所形成的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相互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而所有这些文化沉淀，既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后来汉通西域奠定了时代背景和基础，并最终融入中华大家庭”。

夏商周至秦，新疆地区与黄河流域交流互动增多

丛德新表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时期，到秦朝统一，中国大一统意义上的国家逐步形成和巩固，其影响力逐渐覆盖到西域等周边广阔区域。

“在新疆地区，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显示当地逐步与黄河流域产生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互动和影响。”他说。

新疆哈密地区天山北麓的考古学遗址，可看到来自河西走廊西部四坝文化的影响。在陶器造型、装饰纹样/彩陶纹饰等方面，与四坝文化有非常多的联系；在年代稍晚的哈密焉不拉克考古学文化之中，显示出这种来自河西走廊的影响活跃且持久。

研究彩陶的学者认为，从新疆地区彩陶出现的时间、特点等方面分析，其主要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从哈密地区开始渐次向西传导，包括吐鲁番盆地和环塔里木盆地的多个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彩陶，均可以看出这个影响。虽然在新疆最西部地区出现的彩陶纹样也出现与中亚地区的联系与互动，但新疆东部地区出现早且类型丰富的特点非常显著，受到河西走廊乃至黄河上游地区影响的程度明显。环塔里木盆地各遗址出土的彩陶，在保持了与东疆地区交流的基础之上，也开始出现自身的特点，并呈现出较密切的联系。

天山以北西部区域则以灰褐陶为主的遗存大致占据主要地位，但在连接天山南北的沟谷之中，仍可见彩陶遗存的分布。这些遗址/墓葬中既有与东疆彩陶特征相近特点的陶器，也有来自中亚地区的文化因素；如天山阿拉沟、鱼儿沟墓葬既出土彩陶器，也有青铜质地的高圈足承兽方盘等中亚地区流行的器物，“融合、交流的特征在这样的孔道之中被完整保留下来”。

丛德新指出，可以说，夏商周至秦这一历史时期，新疆地区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纽带的地位和作用，都越发明显且日益重要。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西域人文、山川的相关内容，可见当时西域与中原交流程度之深。

近年在新疆若羌县发现的黑山岭遗址，确认是一处古代开采绿松石的大型矿业遗址，矿坑数量多达110余处，这是新疆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古代矿业遗址群。

“这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绿松石采矿遗址，初步检测数据，否定了新疆地区古代绿松石产源地‘西来’的旧说。这与‘彩陶西来说’伴随着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而被摈弃的过程如出一辙。”丛德新说。　

张骞出使“凿空”，为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途径

丛德新表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性被史家誉为“凿空”，可见对于沟通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西汉中央王朝正式踏入西域，与西域交往之路开始打通。根据张骞在西域所见所闻，《史记·大宛列传》描绘了匈奴、大月氏、乌孙等当时西域许多部落、地方风土人情，成为西汉时期中原认识西域最主要的素材。

张骞的出使，一方面让中原更多了解西域山川人情，另一方面向西域地区表达汉朝文治武功，扩大中央王朝影响，对于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国策起到重要作用，由此开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推出一系列举措，也成为汉朝后来建立西域都护府的前奏。

同时，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明在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展全方位交流提供了途径，也成为古代中国认识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意义深远。

中央王朝何时开始管制西域？丛德新介绍，汉武帝经营西域信念执着，在积累充分国力后，通过一系列战争将匈奴的力量向西压缩。公元前60年，汉朝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并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政府在西域最高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西域都护则总领西域广大区域的军事、政治事务，是汉朝在西域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此外，汉朝在伊循-米兰设置伊循都尉府，负责屯田；在车师-交河设屯田校尉府，其后，在公元前48年，改为戊己校尉府，统领车师前后部，共同对抗匈奴。至此，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正式形成体系。

丛德新指出，寻找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是新疆考古重要课题之一。考古学者在轮台一线持续不断进行细致的考古学调查和发掘，最近几年，考古学者在轮台县境内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和卓尔库特古城持续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城址由城墙和城内高台组成，城墙周长约900米，墙体残存高度1至2米。最新发掘表明，城内高台区发现了早晚两期遗存以及房址等遗迹；发掘者认为城址最早在春秋战国中期已出现，并伴有环壕、城墙等设施，至西汉初期发展到顶峰，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废弃。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城东南，对内城东高台北部区域的发掘，揭露出一处高台城址遗迹，其平面略呈长方形，四周有墩台、角楼等建筑，主体年代在两汉时期；高台建筑经过战国-西汉、东汉和魏晋时期三次大的修筑和改建。发掘者认为，卓尔库特古城是丝绸之路北道上汉晋时期一处高等级大型中心城址，为寻找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丛德新称，这两处城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开拓了考古学研究的视野，较以往对西域都护府遗址探索提供了更加具体、甚至可以说是关键证据。“相信伴随着研究的深入，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最终发现，也会越来越接近目标。”

加强丝绸之路研究，未来新疆考古大有可为

丛德新指出，新疆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和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黄金通道，跨越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指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连接地中海的陆上通道。“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在新疆发现的许多考古遗址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他说，近几年在新疆汉唐时期城址考古的新发现，如汉西域都护府和唐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及其他汉唐时期城址等，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意义，因而也使得丝绸之路研究更具说服力。尤其是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群的发掘，对于诠释唐代在西域的交通线、军镇防御体系等方面的内涵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鉴于丝绸之路研究的内涵越来越深入、内容越来越广，新疆考古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北疆、南疆的一系列发掘，如奇台唐朝墩古城、博乐达勒特古城的考古新发现，都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丛德新就未来丝绸之路考古谈到三个主要国际合作形式：中国学者通过“走出去”赴境外合作开展发掘与合作研究，推进丝绸之路纵深研究；在更多考古科技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联合发表研究成果，促进丝绸之路考古科技水准的提升；中外联合申报文化遗产等项目，提升相关领域国际影响。

“近些年，在国家统一指导和推动下，新疆考古工作统一布局、多方面联合、多单位合作，无论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的辨析，还是对汉唐时期遗址（城址）认识的深化以及丝绸之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成绩显著。”

他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其独特区位优势，使得新疆考古与周边地区考古学的联系与互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未来新疆考古工作大有可为。”

丛德新强调，新疆地区考古研究后续应该在旧石器晚期考古学文化分布、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及其生业模式、以西域都护府为代表的汉代城郭诸国研究、唐代军镇制度、石窟寺考古等多个方面着力发展，以期在中国边疆考古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持续推进新疆考古，对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构成模式和发展历程、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史）尤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