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现在再跟美国人讲中国和平崛起,他真的认为你是在欺骗
2021年06月03日  |  来源:中华美国学会  |  阅读量:2437

【导读】2021年4月底,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暨”疫情下的美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做了《美国霸权衰弱的两重性影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长时段观察的参考。

霸权不同于综合国力,霸权可衰国力可不衰

在我看来,“美国霸权衰落”和“美国衰落”是两个概念。有很多人把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

霸权,按照美国人的定义,是行使世界政府的某种职能。哪个国家在无政府的世界中扮演了世界政府的角色,这样的国家就是霸权。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讲的霸权完全是否定的,按“中心的霸权”来说,也就是说美国能够主导世界事务,能够控制国际体系,能够对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然后在技术、经济、金融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际的价值观、制度、舆论有塑造能力。这些加起来,就是霸权的全部内容。

霸权既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关,也有区别。综合国力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概念,它首先是GDP总量,然后是科技的控制先进科技的总量,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总量,然后是人口、幅员还有软实力。软实力内涵很多,包括教育、文化、影视、体育等等。这些相加的乘数,就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和霸权有相关性,但内涵不完全一样。霸权在衰落的过程中GDP还在上升,霸权在衰落的过程中军事实力还那么大,所以很多说“美国霸权没衰落”的朋友,用综合国力的概念来界定霸权的概念,这样两个概念就混淆了。

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我们学过世界史的朋友都有最简单的例子,在英伦三岛上,英国比以前还是强大很多,但他的殖民体系彻底垮了,就不存在英国霸权了。但“英国衰落了”还是“英国霸权衰落了”呢?我们知道,英国这个国家的总体国力没有减少,该国幅员小,人口少,他的“霸权日不落帝国”和“英伦三岛的国家”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本身英伦三岛也在衰落,这个衰落是英帝国解体差不多80年以后才出现。那么,英国衰落的时候英国本土衰落了吗?我认为没有衰落。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苏联。苏联解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华约解体开始的。华约是苏联霸权的核心,但自从他撤出柏林,从东欧撤军等等,就已经不能维持这个体系了。再后面,就是“一股脑”的解体。但真正的解体是苏联共产党本身,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本身的“自解体”把苏联解体了。如果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做这个动作,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不存在苏联国家本身国力的衰亡。我通过这两个例子跟美国来比,美国因为国力更加强大,所以国力强大的时间远远超出他霸权维持的时间。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题目,霸权和国家衰落是两回事。

美国已意识到自己难回世界领导地位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人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人把美国衰落和美国霸权衰落混为一谈了,美国人说美国在衰落,实际上是说美国霸权在衰落,或者说美国没衰落,把美国“霸权没衰落”和“美国没衰落”混为一谈。但仔细看,美国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就担心美国的衰落。到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个担心就直接表现为美国对世界事务、世界领导权、国际领导责任的全面放弃。特朗普就秉持放弃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和国际义务的特点,我们把它叫做单边主义。其实,特朗普是认识到,也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已经难以维持。后来,他以攻为守,做了很多打压各个国家的行动;实际上,这是为了退出这些领导地位的手段。特朗普做得过分了以后,美国核心的“深层国家”就不能接受,所以到了拜登政府重新返回世界领导地位的过程,但也回不到小布什和克林顿时期霸权的形态。

从奥巴马开始霸权的下坡路已经很明显了。2008年至2011年金融危机后下坡,到这次疫情后继续下坡,这是三个阶段,2001年“9·11”事件、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2020-2021年疫情危机,这是三个下坡的时间节点。美国的决策层非常清楚霸权的衰落已经在进行,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就是强调,“我们不会衰落,我们也不会衰落,我们不会让出第一的位置”,这些话恰恰是他衰落的表现,他在没衰落的时候根本不会说这些话,问题出现了,他才说。

多个文件密集出台,已在战略上明确定位

对霸权衰落的恐惧又和另一个事情相关,就是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担心、焦虑。担心自己失去霸权和担心另一个霸权出现。不管中国进行什么解释,他都不会正视和承认。美国现在的逻辑是——中国现在是“老二”,目标就是要做老大,为此,他还是找出很多你要做老大的根据。这两种担心合为一体,形成了美国霸权衰落对我们直接的影响。

这就形成了美国战略重大的根本性调整,调整就是为了扭转美国的霸权衰落过程,滞缓甚至挫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过程。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表现为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到2020年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战略转变的内容。这个转变就是:怎么样防止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很多人争论美国衰落没衰落,你看战略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个转变对中国的含义有两重,挑战和机遇。首先是对我们的挑战和可能产生的危机。危机层面最大的就是中国成为美国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表述在所有的美国官方的最高文件里连续出现了,重要的文件已经有十几个了,最重要的是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20年底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总报告》,最近的《战略竞争法》。这三个文件已经全面定位了,美国定位并非一时冲动,或者少数人在做。这是一个核心,是永久性的概念。不仅是“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是“主要的战略威胁”,还有“国际秩序最大的竞争主体国家”。这三个定位把中国放在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高度上。

在这样的定位下,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定位下中美关系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还在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对美政策、1979年建交以来的对美政策、或者用1992年邓小平南下以来的对美政策等等,都不足以应对美国对我们战略判断的改变。我们要做好准备,要对自己有这个定位。所以现在再跟美国人讲和平崛起,他真的是认为你是在欺骗,他一点都不相信,这是最大的问题。

合作事实上是战略竞争中的一部分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中美竞争,战略竞争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前面是定位变化,后来是竞争的方式变化。竞争是战略竞争,有如下性质:全局性、全时段、全方位、全政府,不是中国东南沿海,是东南西北全有。从美国自己来说,每个部门都要和中国竞争。最后就是制度性,他把这个竞争最后归结为中美的制度竞争。这些是中美竞争的性质。

所以就出现了竞争合作的问题。美国人非常清楚:竞争是第一位的,合作是第二位的,合作服从于竞争,合作是竞争的一个手段,包括气候合作也是竞争的手段。气候可以打击根本问题,包括中国的碳排放,煤的使用量。这些都要向世界汇报,这对中国都是很大的挑战。

新的竞争焦点:一带一路和反华统一战线

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竞争焦点,需要我们加紧准备。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凡是你有“一带一路”的地方,他都要展开竞争,哪里“一带一路”搞得最好,或者最多,在哪里竞争就最激烈。最近美国在缅甸用内部斗争,在巴基斯坦用恐怖主义为抓手展开“竞争”。

比如,建立反华统一战线。这个词美国已经公开使用了,而且在五年前就用。只要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和组织,就是反华统一战线的成员,包括俄罗斯在内。这无疑是用中国的概念反对中国,而反华统一战线是个独创。像这样的一些新的竞争热点,是中国过去难以想象的,现在成了竞争的焦点,且不谈一些传统领域包括人权、台湾、西藏事务等等。现在的“新竞争”才是大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走到极端就有走向新的冷战和新的热战的威胁。

中美竞争到最后,就是两国国内治理能力的竞争。即要把自己的内部问题解决得更好,同时要让对方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就是把外部竞争转化为内部竞争。这也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美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美国怎么样把中国内部的问题变成中国战略上失败的问题,则要做充分的估计。根本性的美国霸权问题的转变。带来中美关系竞争完全新的形态,而新的形态则要做充分的研究。

中国应顺势把握国际秩序变动中的新机遇

美国霸权衰落,对我们存在哪些机遇?第一,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美国不能承担这么大的全球义务,就会放弃许多领域,还有很多新的全球治理和新的国际事务的领域,美国和中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些新的全球治理领域,加之美国放弃了全球治理领域,是中国真正的机遇。

第二是全球经济的重新组合。美国经济上还是“老大”,但他的比重还要进一步下降,中国的比重还要进一步上升,赶超美国GDP总量的时间比大家所预想的时间要短。如果疫情继续发展的话,5年左右我们可以达到GDP美国的总量,如果再把汇率的因素加进去,还要加速。如果总量发生变化,那么中国将带动世界经济的增量比重。目前,世界增量的25%来自中国;而如果总量上中国达到美国同等的水平,那么世界经济总量的40%则来自中国。总量和增量决定了很多国家不愿意和中国为敌,不愿意和中国摊牌。反过来,美国要动员这么多国家参与反华统一战线,也就做不到了。这个机遇我们不能放弃,也不能低估。

第三就是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是没有疑问的,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在下降,甚至会发生危机。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这个危机一旦发生,对中国也是危机,因为中国有巨大的美元资产。但这同时也是机遇,可以策动世界货币体系重组。包括数字货币,中国的条件最为完整。美国现在在数字货币上远远落后于中国。

然后是技术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这些链条的重组,特别是这次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些链条的重组,本来我们担心这些链都从中国撤出,回到美国,但是现在证明回不去、也撤不出,还在往中国方向进。世界资金的流向、走向正在发生改变。

综上所述,我今天所阐释的是如何定性美国霸权衰落,以及这种衰落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根本性改变。在我看来,中美竞争方式和竞争重点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机遇和危机并存。

(黄仁伟,“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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