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执政两月有余，对华政策基调和思路基本明确，就是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突出与中国在广泛领域的竞争，在竞争的同时又兼顾必须的合作和必要的对抗。但是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架构、优先领域和路线图等具体内容尚不明朗，其政策走向主要取决于在三个层面的博弈。

      中美博弈

      拜登对华政策能不能行得通，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反应。拜登执政后，先是放风，公开阐明其对华政策基调；继而造势，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协调对华显示其强势地位；再是摸底，在阿拉斯加与中方举行对话，了解中方的基本立场；接下来就是进行内部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华政策方案。

       阿拉斯加中美首轮过招，中方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一是美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横加指责，不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二是要推进务实合作，在经贸、人文、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三是必须管控好分歧。与美方以竞争为主、兼顾合作与对抗的对华政策基调不同，中方对美政策基调是以合作为主，管控竞争，避免对抗。

       尽管中方释放的信号是明确的，但美方能否正确解读，在政策酝酿过程中能够吸收多少，这些尚不清楚。从中美关系的过往看，还存在一种令人担心的可能，即美方选择性地解读中方立场，甚至歪曲中方立场，为自己所用，那样既误判了中方，又误导了自己。无论如何，中方要做好通过更多的对美互动来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的准备，这个互动过程必定是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勇气、智慧和技巧。

      内部博弈

      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国内协调至关重要。拜登既需要聆听团队内部不同声音，照顾民主党内的不同诉求，也需要面对来自共和党的压力。在拜登团队内部，有的主张要强硬对付中国，提高对华竞争的有效性，有的主张在竞争的同时要兼顾务实合作。在国会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中，主流观点是对华强硬和施压。

      总体来说，拜登对华政策主要受到四大势力的塑造：一是价值观派，对中国持意识形态偏见，打着“民主、人权、自由”等旗号对华施压；二是战略派，关注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汲汲于与中国开展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三是商界，希望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扩大两国经贸联系；四是全球治理派，主张要与中国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推进全球治理，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这四大势力的政策影响不是固定不变和泾渭分明的，而是动态且相互交织的，而拜登本人的政策偏好与优先关注至关重要。

      目前看来，以国务卿布林肯为代表的价值观派和以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代表的战略派在对华问题上声调较高，动作频频，这似乎表明他们是在主导对华政策走向。但是从拜登执政日程看，他优先关心的是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布林肯和奥斯汀所推进的对华议程不仅服务不了拜登的执政重点，还有可能妨碍实现其优先目标所需要的中美合作。如果价值观派和战略派对外难以制服中国，对内又帮不了拜登多大忙，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美国商界（包括科技界）因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和科技战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去年美国大选中为拜登出钱出力，希望拜登执政后能够改弦更张，让他们从发展动能强劲且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充分获利。拜登执政后，商界不断表达改善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期待，但拜登政府尚未决定取消特朗普对华加征  的关税，而是把它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并且还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强化对华科技限制和封锁。如果这样的态势继续下去，商界肯定会大失所望。接下来他们如何游说和施压拜登政府，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