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苏浩接受观察者网采访。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上周日RCEP签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东盟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我们国家的周边外交成效不错，而且是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下取得的成就，您认为中国突破美国包围政策取得周边外交成果的原因有哪些？

苏浩：今年要召开的一系列东盟峰会，包括刚刚签订的RCEP，今后会有的“10+3”（东盟加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会议），以及之后作为东盟加中国这样的“10+1”会议，还有马上要召开的东亚峰会。这种制度性的东亚区域合作的会议，从1997年以来一直都在举行，是东亚区域周边合作里重要的一种机制。

这些会议的召开应该说体现了中国非常重视周边外交的行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中国周边这种区域合作的关系，稳定地继续向前推进。

你提的这个问题，尤其在目前美国对华施压的一种战略态势之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继续推动这种区域合作，签订了RCEP，和东盟国家这种合作关系还得到进一步具有制度性的提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际上相当于西太平洋国家间的自由贸易的基本建构协定，区域合作的一体化进程可以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应该说在疫情以来相对的经贸合作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东盟国家近几年在中国对外贸易伙伴当中，居于第二位，前三位分别是欧盟、东盟和美国。那么现在来看，疫情之后，东盟与中国双方继续深化，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中国东盟建立关系，经济合作关系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特朗普时期的压力下，中国在东部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还能够进一步的再深化，这些成就，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实际上是地缘上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国家有时候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或者政治上更多倾向美国，事实上由于他们和中国地缘的接近，导致不可避免地需要和中国处理好关系。地缘接近，项目联系在一起，导致这些国家必须要重视和中国的关系，甚至把中国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这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处理双边关系有一种客观的地缘基础。

第二，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保持着双方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传统。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早在50年代，就与缅甸、印度共同倡导的这项原则，还有同期召开的万隆会议、亚非首脑的会议。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间合作的原则，现在是深入人心的。形成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些原则都指导着中国和周边国家间外交合作，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共通的外交的言行和行为的基础，我们有睦邻友好的外交的传统。

万隆会议（资料图）

第三，现在我们中国所推动的在新时代下的新型外交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周边国家也接受，形成了我们共同的外交的认知和方针。那么这里面包括无所替代的，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的原则，使得中国周边国家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之下，建立了一个深度的项目间的协调与合作，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积极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和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是强调在互利共赢的趋势之下，来实现整个周边国家这种合作。

由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上的基础和大家在研究中有指导性地连接。尤其是我们推出了“一带一路”，这么大的区域合作很漂亮，有很多周边国家积极响应，我们中国和周边国家形成了非常好的战略对接的互联互通基础，也证明了高一个层次的这种制度化、系统性的合作。

第四，美国大选结束以后，新的全球化和虚拟化两大趋势下，虽然新时代会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美国的退出或是把利益全球化也好，当然有一些国家像日本，现在也对这战略有一定的保留，但整体地来看，在信息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亚洲东亚地区，它依然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

马上要召开的东盟系列峰会，就是个最典型的代表，在这种“10+3”的东亚合作框架之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的经济上的深度融合，或者是现在的话说叫我们新建构的这种产业链和供应链。

所以经济上深度的相互融合，也导致了国家的相互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结构，这种现状我个人的概念，把它称为“平轴模式”。在这个模式框架下，横向的、纵向的经济合作，是深度合作、深度融合的，东亚国家间会建立一个非常深度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的融合，所以使得东亚合作的这种深度和广度都在大大地提升。

区域合作不仅包括在刚才所谈到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更是在这个框架之下做新的经贸关系、产业链的建构、人员的往来和包括金融的甚至于未来的互联网互联互通，或者是全面的互联互通的这种深度的融合。

所以它不单是东盟的，也包括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当然还有前不久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人峰会。我们“一带一路”框架下有很深入的融合，中国的周边，应该说中国整体的周边外交都有非常好的开展，但现在虽然面临很多挑战。

36届东盟峰会上越南政府总理讲话（图源：越通社）

合作进展当然就是两个轨道，一个是融合、合作，当然有一些挑战和麻烦并存。在整体来看，周边外交里面，我觉得这个还是货币供应的融合的这种大趋势更加强。亚洲地区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尤其在疫情之下，这些国家受到了一些障碍，所以都需要把经济的复苏，那么作为重要的任务，扩大发展的任务，基本上中国确实跟周边国家有更好的连接点。

本来互利共赢产业链在全球模式下是很深的，现在在疫情之下，因为中国是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的复苏国家，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恢复，就更需要依靠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无论是双边经贸项目的深度合作，还是多边制度框架下的经贸合作，都需要和中国相连接。

中国其实和周边国家会有些小矛盾，日本也好，越南也好，会有一些领土、海域争端问题，但是我们经济上的深度融合使得我们完全分不开。比如有一些我们的双边关系，都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经济上的基础，所以与周边的合作是一种交叉式，才能保持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稳定的发展。

观察者网：其实刚刚您也提到了美国的参与，目前美国大选进入尾声，此前由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导致中美战略竞争的压力向中国周边地区传导，使得中国开展周边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重返亚太战略就是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推动的。您认为拜登上台后，会对我国的周边外交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苏浩：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现在还是未来式，这个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是需要进行相应的评估。随着拜登当选后，它的一些政策倾向及支持势力，会逐渐表现出来，那么可能就要进行更加准确的评估。目前来看，可预测的有正反两方面。

首先，中美之间的关系会从过去特朗普时期那种尖锐地对抗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缓和首先体现在特朗普以来进行的这种极限施压，甚至于无序的疯狂打压，由此进行的一些无理的行动或者一些疯狂的行动，有些可能会停止，有些可能收敛，这样的话可能一些特朗普时期的举动就会以特朗普式疯狂的标签特色，来尝试中止。

第二，特朗普非常强调美国第一，所以完全是单方面地，单向地对中国进行打压，他一系列的行动就是以他美国的利益优先。随意地增税，其他一系列举动，对中国进行的单边主义、与中国的对抗，可能也会有一些缓和，美国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进行的打压行为，可能也会有一些缓解。

多国政要在联大发言抵制单边主义（图源：视频截图）

第三，拜登属于美国民主党，民主党的传统就是比较基于制度性的，可以价值性地进行合作，或者由价值观的基础，推进外交。所以美国可能在周边主义基础之上，更多地强调周边区域，以图在区域方面做一个制度的建构，这样它单边主义的行为会减弱，加上有些国家在多边框架下的影响力，中国受到的单边压制近期来看会稍微有所缓和，更多面临的，可能是整个系统化、结构性的对抗。甚至于可能有部分方面逐渐向好，因为中美在区域间还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基础。比方说大家可能会强调多边框架下的这种抗疫合作，美国可能会重新回到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美国肯定也会在刚才所谈到的一个东亚峰会中重新发挥作用，肯定也会进入比较多的框架下和中国处理问题，比如今年月底召开的APEC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样的多边会议上，过去奥巴马时期还是会制造到公共领域共同合作的一些基础，比方说在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方面，中美也有一些共识，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在周边区域合作方面也有更多的需求。从这里面来看，特朗普时期中美之间相互的对话交流渠道都断了，拜登上台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奥巴马时期中美之间建立了90多个双方合作机制、对话平台。后来特朗普时期，尤其这两年内几乎都已经失效，我想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逐渐恢复一些中美间一些相互间对话的一些平台和机制。两国之间需要进行对话交流，有些问题在对话交流当中就可以进行相互的增进，所以项目间对抗关系就会有所缓解。

以上都是我通过一些正面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从近期来看，然后进行分析，中美关系会有所缓和。但是你要注意到，可能拜登上台以后，中国也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性的压力，因为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进行打压，这实际上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这点上，我想拜登仍然会继续这种工作。

实际上在奥巴马的时候，当时的民主党已经是把中国作为对手来对待，所以它的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和亚太战略相平衡，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来进行的，已经在推动一些与盟国的合作，来压制中国。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已经挑起南海仲裁了，以这种国际机制的方式，对中国国家的民族主权问题进行挑战，这些问题在奥巴马的时候就存在，我想拜登也会继续这种传统。

首先，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强军政治的这种逻辑仍然还会再发挥作用，依然会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来进行压制。目前大家已经接受拜登当选新一届总统，日本的首相菅义伟电话里边也表示，钓鱼岛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第5块，这些实际上是奥巴马时期就明确做出表示的。现在日本在最开始交流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见这种强军政治的逻辑。

第二，就是民主党的传统逻辑和他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他重视这种制度工作，特别重视盟友之间的制度化合作。美国以往在亚太地区有5大盟国，那么这5大盟国在特朗普时期，由于特朗普的这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原则，导致特朗普在经济上对这些盟国都进行了压制，从军费等的方式上也进行了一些打压，这样导致美国和它的盟国都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拜登当选美国第64任总统（图源：纽约时报）

拜登上台以后，应该会更加重视和美国和盟友间的制度性的合作。实际上在奥巴马时候就提到一个他的民主国家的协调体，所以这些这种做法可能会继续再给延续下来，这样的话导致美国和他的盟友、战略伙伴会延续制度性的一种连接。

奥巴马时期提出的所谓的“美、日、澳、印战略领区”，特朗普实际上在前不久已经把它推动起来，所以我想四边机制在拜登时候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就导致中国的制度性的压力增大。

第三，民主党的传统就是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所谓的民主价值，重视人权问题，而中美之间人权问题一直是一个长期的矛盾焦点。特朗普时期反而在意识形态上相对来说比较弱化，更多地是做一种所谓的利益间的对抗，当然后来特朗普也有这种所谓的对香港问题、西藏问题的这些压制，也提出过挑战。

但是我想拜登这方面可能会更加强化，以所谓的民主的价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攻击，可能会更加突出，同时通过强调人权问题，美国可能会将逐渐加大对中国的批评，提出香港问题、新疆西藏问题等，所以在这方面中美间的矛盾可能会凸显。

总体来说，在拜登时代，短期内中美间尖锐地对抗性的行动应该会有所缓解，单边主义针对中国的打压也会有所缓和。但是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进行的制度性和价值性的这种压力反而会增大。

所以我们对于中美关系也需要理性地来看待，必须要做好各种应对的准备，不要像现在网络上似乎有点盲目乐观，以为拜登上台就会有改变特朗普的对中国的一个对抗性的行为，好像中美关系会转化恢复，就会稳定、会更好的合作，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谨慎。

观察者网：刚刚您也说到美、日、澳、印其实已经形成四边机制了，印度这次也没有参加RCEP的签订。但随着目前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引起关注，美国在亚洲地区对华的牵制，也从之前这种日本单项的支点到现在逐步发展成日本和印度双支点，所以您认为新兴的印度在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中会有怎样的影响？

苏浩：这种时期中国外交肯定会出现新的挑战，我们中国非常重视刚才所谈到的区域合作，无论是东亚区域合作和南亚几个国家的这种跨区域的合作，也包括我们像上合组织框架内的这种合作，印度在去年也成为成员国了，以及中亚的合作。

我们讲和中国的协调是印度在周边区域合作当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印度也认为未来世界是亚洲时代，也开始重视和中国的关系。但是由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压制，印度试图在中美间的高度尖锐对抗状态下，找到自己灵活的战略空间。

印度是机会主义者，现在的莫迪想利用中美之间的对抗，从中获益，他想建构一种所谓的中美印之间的三角关系。在中美对抗之下，印度是灵活的第三方，目前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通过与中国的对抗、战略矛盾，从美国方面获益。印度现在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性调整，这点上是值得注意的，所以中印之间的可能就会出现：

第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美国从冷战结束以后，一直试图要加强和印度的战略性合作，来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十几年来美国一直在从这个方向推动，包括奥巴马时期也搞“美、日、澳、印”，那么现在特朗普把这个东西进一步把它做实了。所以前不久刚出的这种所谓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应该说第一次把“美、日、澳、印”的军事合作关系做实了，所以这样的话导致所谓的美日澳印四边框架中，是排除中国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在和中国进行对立的这种结构性的状况，印度在里边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双边关系。过去到现在，本来中印之间有一定的协调，到现在由于印度的战略性的调整，并且更加强和美国的协调，想从和中国的对抗中获益。所以印度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和中国采取对抗性的行为，所以使得中印之间双边上的这种过去相对来说有比较好的管控的边境问题，重新凸显。

这样中印之间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可能会处于一个领土边界问题上的紧张状态，虽然会时起时伏，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但这个状态可能会比较长期的维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压制下来了，但是现在看来中印间的领土边界的问题会显性化。

第三，经济上的“脱钩”。过去我们无论在区域合作，还是在中印双边之间的合作上，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基础，尤其是印度也重视它经济的发展，我们常说印度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也获得了很大的益处。但是现在由于印度的战略性调整，更加依托于美国或者四边机制中的同盟国家，这样的话他在经济上也试图和中国来切割。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进行的所谓的和中国“脱钩”，鉴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些资源性的合作，对于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印度都想把它切断，以至于现在中印之间经济的连接点反而是在弱化，而不是强化，这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理论上印度的经济发展是需要和中国合作，但它却是违背这种大趋势来搞这种经济上和中国的对立，而“脱钩”这个做法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继续下去。

同时印度有它的野心，它想建立起印度的经济主导地位，通过这样的排斥中国，在南亚，甚至有可能在印度洋区，实现印度区域化的主宰地位。所以现在会出现一种隐性的结构性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印度会拒绝加入RCEP，10多年来都谈的很好，就在最后的时候印度居然退出去，不参加。因为印度就怕在RCEP的框架里边的经济会被中国的强势的地位所弱化，所以它拒绝加入RCEP，这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所以，中印关系确实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处于下行状态。但是我想中印之间这个状态也不会到出现完全的敌对的程度。应该说中印两国作为亚洲大国，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基础：

首先，都是发展中大国。两个国家都需要发展经济，那么这点上两国都不愿意出现这种直接的武装冲突，双方关系是有些紧张，但是不会导致武装的冲突。基本上我想是相互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不会导致中印之间打起来。

其次，都需要区域合作。印度也需要区域合作，前不久刚进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莫迪也参加了，马上要进行的东亚峰会，莫迪也会参加。实际上在区域合作机制和多边机制里边，印度和中国都是重要的成员国，所以相互之间还得需要进行交往，而区域整体的发展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印度总理莫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致词（图源：印度总理办公室）

最后，印度毕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有传统外交，所以它不会完全把美国作为他的同盟国家，或者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也就是说多边机制不会变成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也不会成为军事同盟组织。印度在这里面还是会有所保留，而且也会谨慎行事。

所以我想中印关系是会处于下行状态，但是不会变成一个敌对国家，甚至结构性完全对立。就中印间的这种矛盾，在双方的外交的努力之下应该会有管控。何况拜登时代以后，中美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缓和，这样印度在当中操作的空间就会有所压缩，所以印度也需要重新思考，过去10年以来，他高调地和中国的对抗，这种姿态是否理性，是否真正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应该说是不符合的。这一点我想印度也会重新思考、反思它的对华政策，适当地调整中印关系。

观察者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在拜登上台后的新环境下是否有新的使命和意义呢？

苏浩：“一带一路”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一定的战略，这个特点就在于因为中国面临奥巴马时候的美国的重返亚太、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压力，导致中美之间实际上在西太平洋形成一种对抗，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也导致中美两国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但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之间发生对抗，所以我们适当地转移战略方向。

我们转移到西边，通过发展和亚洲国家，甚至从亚洲到非洲，包括欧洲国家的合作，来形成我们新的商业空间，这也就是脱力中美间的战略内线的对抗，而寻求我们的战略外线的新的战略空间。

最开始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当然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实际上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

“一带一路”完全是在一种合作共赢的旗帜之下，基于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来实现的整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这个使命是永恒的，不会变的，而且如果中美关系的对抗性的程度有所缓和的话，中国会有更好的空间来推动我们的“一带一路”。

所以我倒觉得拜登上台，有了新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要强化我们“一带一路”的推动。虽然特朗普时期确实也造成很大的阻碍，但随着以后一些区域内的关系的协调，中国肯定有更多的机会，更好地推动我们“一带一路”合作的倡议，所以这点上中国应该坚持。

当然，在做法、姿态上要有做出一些改变，过去的这种高歌猛进的方式，和一些以中国单方面做出的一些推动，实际上没有顾及到对象国家的实际情况。以我们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些国家间的合作，可能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是中国很多大手笔的投资，如果一旦面临风险，是不能够及时收回来的，反而导致了我们国家利益受损。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更加地成熟，更加地理性，而且要更加地接地气，接符合当地国家和区域的现状的地气，以此来推动我们的一带一路。

所以我想“一带一路”在今后可以更多地在一些功能性强的具体的合作项目上推动，而不一定要高调地倡导所谓大的秩序的重构，或者是强调国家间的关系，这方面可以把它弱化一些，而更多地从项目入手，着重实践，以此更好地走深走实“一带一路”。

观察者网：在经济贸易方面，当下东盟已经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面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非洲方向，其中有大量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目前推动的国内外双循环战略，该如何推动与周边邻国的外循环？

苏浩：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实际上就把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或者是整个亚洲的跨区域的合作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叫做“四环外交”，是中国在积极推动整个亚洲大陆外交的四环，环环相扣的四环。

第一个环是东亚“10+3”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把它建立为东亚经济共同体。

第二个环是中亚、西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来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的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我们的陆上“丝绸之路”，从这个平台来推动合作。

第三环是北边的俄罗斯、蒙古和中国，关于中、俄、蒙三国的三边协调，这个合作现在进行的还比较好，前几天我们也收到蒙古给我们送来的三万只羊。

第四环就是南亚，南亚有一个南亚的区域合作机制，叫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当然还有一个环印度洋的合作框架，印度在里面起主导作用，但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还是愿意积极地参与南亚这种区域合作的整合。所以从2005年以来，中国就是观察员国。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成员国强调在该地区共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图源：伊朗华语台）

同时中国也在和南亚国家进行协调，现在印度也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印度也是东亚峰会的成员国，所以这样实际上就这么四个环是环环相扣，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可以在亚洲建立起一个整体的框架。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用措施的领导人峰会，四年召开一次。在亚信峰会，中国也积极推动亚信以至于整个亚洲的安全构架的建构。在整个亚洲地区，我们还是在努力推动全方位的亚洲整合。在这里边，整个亚洲变成我们外交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在我们中国外交里叫做“周边是首要”。

这个概念和我们目前新时期的双循环结合起来，双循环的主张是“内循环重消费，外循环重区域”。中国在新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之内，着重全球布局、全球合作，我们是在向全球开放，但是开放还是有前提性、分层次的，一个是全球层次，一个是区域层次。目前应当把区域层次做得更实，所以我们的双循环概念里也更加重视区域的合作，也就是通过在区域内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来形成外循环的基础。

而区域合作里最核心的就是要建立以供应链和产业链为基础，供应链是外循环的一个连接点，要实现这一点，刚才我提到的东亚的“平轴模式”，是外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中国要和周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产业链共同建立的基础之上，以供应链为相互的连接，那么现在东亚整体的生产基地，就是东亚经济体，我们现在叫东亚经济共同体，在全球发挥作用。尤其现在世界经济主要是三大块，北美、欧洲和东亚，所以一定要把东亚整合好，外循环的重点放在东亚区域整合上就是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中国的周边外交此前提出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概念，新冠疫情下，中国和周边国家通力合作，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未来在应对类似需要各国协作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我们和周边国家该如何加强互信与合作？

苏浩：实际上冷战以后，在中国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前提下，货币供应基础就在积极发挥作用，也整合了一个动力源所在。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积极地发挥作用，首先是因为现在中国是亚洲经济重心所在地，所以中国自然会和东亚、西亚、南亚相连接。其实整个亚洲的各个区域的合作都离不开中国，而且中国在里面都可以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基本上就使得中国变成了整合亚洲的一个动力源。

反过来说中国能够推动东亚共通的基础、动力源所在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有很多国家都是通过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获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周边国家都在互利共赢基础之上共同发展。这么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变成一个亚洲的公共产品，大家都可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那么这种从经济上的合作方面也推动了安全关系的合作。中国和周边国家都面临更着一些安全的威胁，无论是恐怖主义的威胁，还是西方主义的挑战，当然也包括自然灾害等，所以中国和它周边国家享有更多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国也通过这种安全合作，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向周边国家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方说应对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的金融危机过渡就是因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应对金融危机的公共产品，让中亚国家能够平稳度过金融危机。

现在中国我们也在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把人民币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比较弱的国家，以此作为他们的一个是储存货币也好，或是货币互换的机制也好，来防止出现这种金融上的动荡，所以人民币也直接变成一个公共产品。

现在中国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也在福及周边国家，包括我们的武器的发展，实际上信息经济的时代之下，由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关于智慧城市的建立、连接，中国都可以很好的帮助周边国家。

最后一点，目前大家都面临新冠疫情，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率先复工复产，而且我们的疫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也非常有效，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在国内比较大范围地应用疫苗。同时中国也可以将疫苗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周边国家、亚洲国家提供，给周边国家来自于中国的帮助。实际上中国在世卫组织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明确指出，中国人可以把疫苗作为公共产品，而且优先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提供。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图源：企业官网）

所以基于这一系列的中国能够提供的亚洲区域的公共产品，中国可以更好的推动我们的周边外交，使整个亚洲更好地经济发展、安全稳定，从而逐渐走向整个亚洲的共同富裕，发挥自己的方向，再向前发展。

（苏浩，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