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礼:货币权力与美欧竞争
2020年10月21日  |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0 年第三辑总第七辑  |  阅读量:6456

尽管欧元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成功,但在应对外部挑战方面没有明显成效,没有给美国的货币霸权带来冲击,其根源在于内部分歧和机构设置困扰了决策,或者说,欧洲尚缺乏与美元相抗衡的政治意志。只要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还是一个“非主权货币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结构性缺陷就会存在,也就难以对美国的货币霸权构成显著影响。

(三)美国金融危机与转嫁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进行内部调整的同时,还对“唯一的竞争对手”给予一定程度的打击,以转移自身压力,继续维系货币霸权。

(1)美国金融机构做空欧元

美国金融危机后,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始于希腊,而希腊问题又源于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其做假账,并在希腊财政问题暴露后在市场上做空,导致危机一发不可收拾。2010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到1.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6%。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公布巨额赤字预算之时,正是希腊债务危机发酵之际。这有效转移了外界对美元的关注和不安。

美国金融机构唱空、做空欧元,并非完全是资本的逐利行为,而是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有关。虽然外界能观察到的直接参与者都是金融机构,而不是国家政府,但美国金融界巨头和政府有着紧密、复杂的关系,财政部和华尔街之间在人员上也存在“旋转门”,很难相信美国政府对其金融机构在希腊问题上做假账、做空欧元等事一无所知。

从逻辑上分析,通过打击欧元,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共赢: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做空欧元牟利;美国政府可以转嫁风险,缓解财政和债务难题,维系货币霸权地位。笔者倾向的观点是,未必是美国政府设计一套计谋来指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做空欧元,但逻辑上讲得通的是,金融机构在市场中觅得做空欧元牟利的机会并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最终实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共赢,输家是欧洲和欧元区。

(2)美国政府拒绝加强国际金融监管

作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欧洲对美国危机迅速传染到欧洲做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国际层面的金融监管。2010年3月29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称,希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新的全球性金融监管制度,以有效防止再次出现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欧洲的主张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这显示出美国在自身仍未摆脱危机的情况下,无意阻止风险向欧洲的转移。

双方在对冲基金监管问题上分歧尤为严重。欧盟认为对冲基金是欧洲金融波动的直接推手,而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称,欧盟限制对冲基金是一种保护主义行为。2010年7月21日,美国虽然出台了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但这只是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改革,并没有将任何监管权交给国际社会,或者说交给欧洲。

(3)评级机构打压欧洲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评级机构发动的对希腊等债务国的“降级潮”。自2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危机每次升级,背后都有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成员国评级的举动。

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引起人们对信用评级机构道德标准和结果准确性的质疑。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曾表示,“这些评级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已经不仅对企业,而且对国家也会产生严重影响”,并警告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要“谨言慎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形象地描述了评级机构的破坏力,“美国可以用炸弹直接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同样可以用债券评级间接毁灭一个国家”。

从1975年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评级机构实行认证制度,也就是“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在这一制度下,美国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同时要求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必须接受NRSRO评估,由此确立了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这三家评级机构引发了强烈的争议。无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危机,所谓最有信誉的三大评级机构都未能“先知先觉”。恰恰相反,就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无一例外地给予美国国际集团及其金融衍生产品最高信用评级。

就如同对冲基金做空欧元一样,评级机构对欧洲国家评级的打压客观上也有利于维系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也是处境不佳的美国政府所乐见的。安盛公司(AXA)投资战略主任帕里斯·奥尔维茨甚至怀疑标准普尔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级时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对债务危机的扩散具有不可逃避的责任。

(4)美国舆论唱衰欧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称霸全球,英语也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英文媒体对世界的影响力无可否认。舆论会影响人的心理,进而左右人的行为,最终在市场上会有所体现。当国际舆论(其他语言的舆论氛围也很容易受到英语媒体的影响)铺天盖地都是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时,投资者很难对欧洲保持信心。当然,欧洲的一些媒体对英文媒体的报道嗤之以鼻,其中也不乏一些有理有据的反击,但其影响力无法形成“对冲”。英文舆论唱衰的结果是欧元资产被抛售,最终放大了危机,加大了欧洲应对危机的难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凯南称,“我们要谨记,货币衰落的威胁或贬值的谣言,都可能引发资本的外逃”。

在美国的打压下,欧洲爆发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但欧洲并没有奋起反击,可能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欧元区的机制缺陷、欧洲央行政策目标单一、福利体制负担沉重等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也到了必须着手解决的时候,这场危机促使欧洲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第二,币权竞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很多部门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只是在技术层面寻找办法。第三,欧洲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抗衡,如果针锋相对,很可能受到更大打击。第四,美国对欧洲的打压并不是致命的,美国的目的是转移自身风险,并无意置欧元于死地,在关键时刻美国甚至愿意出手帮助欧洲,避免欧洲经济、金融或者货币崩溃。第五,币权属于政治层面,只能在领导人层面解决,欧洲在危机中实力受挫,国际事务上更加依赖美国,不愿因为这一问题开罪美国,影响美欧的战略合作。

三、规律总结

在上面理论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尝试对美欧的币权竞争做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并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美欧币权竞争的性质

在全球化时代,美欧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经济联系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双方还有维护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共同利益。双方为了币权,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为了共同利益也需要相互合作。下面将分别从美欧的角度,对其各自追求的目标进行分析,总结双方币权竞争的性质。

(1)美国追求的目标

在前面我们提到的“四大权力”中,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获得了第一大权力,也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可见,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获得,而是维系已经取得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对于第二大权力,也就是对他国货币予以打击的权力,美国事实上也掌控着这一权力。币权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这一工具的运用次数虽然不多,但却效果显著,美国当然也不愿失去。对于第三大权力,也就是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权力,美国则在全球多个区域建立起了“美元湖”,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区域,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5%。这些国家由于对美元的依赖,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也很大程度向美国靠拢。对于第四大权力,也就是威胁货币体系的权力,这一权力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美国是体系的主导国,其目标是维持体系的存在和稳定,并继续从中获得好处,而不是通过威胁体系来获益。

从以上“四大权力”来看,前三项是美国已经获得的权力,已经是“超级权力”,甚至被称为“嚣张的特权”,很难进一步扩大,第四项不适用于美国。因此,美国在币权上的立场应该是守成,维系既得的权力,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

(2)欧洲追求的目标

对欧洲的分析,我们也从四大权力入手。第一大权力,也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这是欧洲争取的目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就是美国和英国竞争的结果。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改为牙买加体系,但货币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美元的主导已经是客观现实,欧洲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但欧洲与美国存在竞争,因为欧盟力求掌握欧洲地区的货币合作主导权。创建共同货币——欧元,并让欧元在欧洲货币合作上处于主导位置,这有助于抵御美元波动对欧洲造成的打击,而且欧元区周边国家由于本国货币盯住欧元,也会提升欧元区的地位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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