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崛起的大国，甚至是中等强国，一旦有机会也都尝试了建立属于自己的货币体系。英国是第一个主导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也是运用这一权力的经典案例。英国在产业革命的帮助下崛起后，利用其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世界层面推行其倡导的“自由贸易”。在“不列颠治下”时期，在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下，全球贸易迅速扩展。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利用自身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功帮助其实现了在“全世界”推进自由贸易的战略目标。除英国外，在世界范围内算不上最强大，但也有相当实力的强国，也纷纷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区域性的货币体系（参见表1）。
（二）干扰他国货币稳定
货币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比如稳定的物价水平、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资金跨境流动等，如果其中某一方面突发混乱，决策当局都可能措手不及。而拥有币权的国家，则有能力左右其他国家的货币稳定，进而危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安全，比如令目标国通货膨胀率上升、资本外逃、投资吸引力下降、汇率波动、债务上升、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等。干扰他国货币稳定是一种简单而强有力的策略，尤其是在针对一些相对弱小的目标时。这种攻击也可以是“温和的”，即通过缓慢释放信号，有限度地影响目标国货币。具体做法包括：在市场上大量抛售目标国货币；精心设计一场谣言，让市场感受到某种货币的弱势前景，促成投资者撤离；通过操纵本国货币和对象国货币的汇率，迫使对方中央银行进行政策调整。这一权力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能力，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授权，但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予以制约，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实施，而且颇具杀伤力。以外汇储备下降为例，曾有官员这样比喻，目睹外汇储备的减少就如同“看着一个孩子失血致死却无能为力”。
运用这一权力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军队进攻埃及，宣称要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但美国不支持英法的军事行动。1956年11月初，在美国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的命令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始大量抛售英镑。数据显示，当时英国外汇储备面临“异常”压力。在英法宣布要动武之前，英国外汇储备在9月减少了5700万美元，10月减少了8400万美元；而在宣布要动武之后，英国外汇储备1月骤减了2.7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两个月总和的两倍。历史资料显示，当时英国首相艾登的高级顾问巴特勒和麦克米伦给美国财政部长汉弗莱打了电话，得到回复是“除非英国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撤军，否则总统也爱莫能助”。麦克米伦向内阁递交了详细数据，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宗旨和精神的“不可饶恕的背叛”。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麦克米伦也从强硬的鹰派转为温和的鸽派。麦克米伦的传记作者费希尔指出，“英国撤军的真正原因是英镑遭到抛售”，另一位传记作者霍恩也认为，英镑问题是“决定性因素”。此次行动的结果是，美国在未动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通过货币手段，就阻止了一场已经动员起来的战争。
（三）影响其他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
这一权力尽管不是法律赋予的，但却是一种客观存在，享有这种权力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或者区域货币合作区中的主导国。与前面的利用货币手段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对应，如果一个国家在货币方面实力足够强大，在金融危机中可以对其他小型经济体施以援手，甚至可以扮演“避风港”的角色，从而增强本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种权力得以存在，其逻辑关系与干扰他国经济安全相似，都是一个国家货币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对其他经济体直接施加影响，前面所说的主要是对对手的干扰或者打击，这里是指对“盟友”的保护。
对于货币区而言，那些追求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秩序领导地位的国家，除了经济因素外，也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希望借助这种货币秩序安排来获得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王湘穗教授从币缘政治的角度对此做了阐述。他认为世界呈两大币缘圈，在美元圈和欧元圈内部，各国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导致相近的政治态度，随之而来的是对国际事务包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致立场，而最终将着手建立币缘圈的共同安全体制。
货币区中，小国对货币体系贡献较小，却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包括：第一，保障货币稳定。货币区中，不仅成员国之间汇率保持稳定，而且成员国加起来规模变大，这样可以降低受区外其他强国货币干扰的风险。第二，消除贸易壁垒。即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区内的市场准入，免受保护主义的影响。这意味着小国有了制度保障，不会轻易受到区内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或者其他歧视性措施的影响。第三，享受区内特权，如货币支持、融资渠道等。货币区要稳定运转，一般有应对债务、汇率危机的手段，而小国往往是受益者。所以，小国一般都希望成为货币区的参加国，或者说是追随者。
小国经济上好处多，但会形成依赖，而这种依赖会赋予主导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影响目标国行为的权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战略目标，或者说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控制目标国。比如，如果一个小国退出货币区，本国货币的声誉将会受到损害，造成资本外流、贸易量萎缩、货币急剧贬值、外汇储备减少、融资成本上升甚至偿债困难，失去货币区庇护的小国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小国为维系在货币区的资格，或者说享有货币区的好处，其利益和立场会“不知不觉”地向主导国靠拢。可见，货币区的建立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涵。
（四）威胁国际货币体系
这种权力的突出特点是，实施的主体是货币体系的参与国，而针对目标却是主导国，这与前面的三大权力刚好“反其道而行之”。如前所述，主导国希望货币体系稳定和持续存在，但如果其他国家在货币领域实力足够强大，尤其是拥有破坏货币体系权力的时候，就会对货币体系的主导国形成威胁，进而在货币体系中发挥影响力。乔纳森·科什纳将这种权力按照实施程度和目的不同，分为两类：一是“颠覆性破坏”，二是“策略性破坏”。“颠覆性破坏”是指货币强国（非主导国）运用自身的货币实力，摧毁整个货币体系。它不是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而是孤注一掷、视死如归的搏杀。这种权力的运用极少发生，一个国家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也十分慎重，原因在于这种权力的运用如同一场核战争，结果可能是双方同归于尽。相对而言，“策略性破坏”在实践中更为常见。这种权力运用的目标并非摧毁货币体系，而是通过让体系的一部分发生“震荡”，让对手意识到自己权力的存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便体系破坏没有成功，目标国也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最善于威胁货币体系的国家是法国。在“英镑时期”，每当法国和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分歧时，法国就会不时运用这种权力要挟英国，希望英国迁就法国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由于法国抛售英镑，黄金从英国流向法国，这场金融危机导致英镑最终脱离了金本位。在“美元时期”，1962年至1966年，法国共向美国兑出28.64亿美元黄金，占同期美国外流黄金总额的85.5％。同时，法国还公开在国际社会打击美元信心，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将军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美元的国际地位所依赖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美国迟早将面对美元兑换成黄金的困境，法国建议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可见，法国虽然不具备主导全球性货币体系的实力，但两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推倒重来”，也就是英镑体系的瓦解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都和法国有直接关系。
二、案例分析
从国际层面看，币权只能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因而竞争只能在具有经济、金融、政治、军事等强大实力的大国、强国中展开。回顾历史上的重要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币权竞争基本是在美欧这两大强者之间展开。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欧竞争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和欧洲——主要是英国——进行币权竞争的结果，该体系确立了美国的货币霸权地位，也确立了此后美欧币权竞争的基本框架。
（1）美英竞争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从政治学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美国把能力变为权力的制度化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美英两大国就开始规划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也就是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和美国的“怀特计划”。
两个方案相比，“凯恩斯计划”更为强调机制和原则的作用，不论实力如何，不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都有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霸权国家并不享有明显的特权。而“怀特计划”将国际收支的管理权更多交给“基金”，而美国凭借经济实力可以主导“基金”，事实上也就是将国际经济问题的主导权更多地交给了美国。英美两国提出两个方案后，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较量，鉴于美国在实力对比上的明显优势，英国最终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方案。当然美国也对自己的方案有所调整，根据英国的诉求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最后达成一致。1944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同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也就是“布雷顿森林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们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超强货币霸权。美元的特殊地位成为美国权力的主要来源，美国也借此解决了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