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迹象表明，全球秩序正在出现危机。这一 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国际上并没有形成统一 协调的防疫反应，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各国不断强调边界分歧的态势，这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国际体系表现出合作性趋弱和更多的脆弱 性。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美国总统 唐纳德 • 特朗普实行“美国优先”政策的危险性，以 及他力主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所带来的风险。 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特朗普就经常批 评北约等国际间联盟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并支持欧盟 的解体，而且主导美国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和组织。 他还质疑美国将民主和人权等自由价值观置于核心的 外交政策。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零和交易政 治策略，这将进一步推动美国放弃其促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诺。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应当尝试恢复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到冷战后所建立和成功维持的国际秩序， 这就有机会可以扭转当下这一局面。如果特朗普后的 美国能够重拾全球大国的责任，那么这个时代出现的 乱局将是暂时的畸变，而不会成为美国迈向永久混乱的一步。

然而，关于美国衰落和国际秩序转变的评论先前 就出现且不绝于耳，但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许多分析家曾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消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崩溃，美国面临来自欧洲和东亚经济体（尤其是西德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前苏联也在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如日中天。但是，到 1991 年年底，前苏联解体，日本进入其经济停滞的“迷失十年”，代价高昂的一体化进程消耗着统一的德国。与此同时，美国则经历了十多年技术创新的蓬勃发展，以及出人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单极时刻”。

但这一次的情形确实不同。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可以说，三种发展态势成就了冷战后美国领导全球秩序的地位。首先，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再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重大意识形态。第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其机构和伙伴关系的基础架构也被瓦解，弱小的国家为了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除了转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别无选择。第三，跨国的社会活动家和各种运动都在传播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如今，同样的推动力已经将美国逆转，并形成一个侵蚀美国力量的恶性循环，而不再是曾经强化美国的良性循环。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出现与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体系不同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都转向那些可以替代美国的支持力量，而不再继续依赖西方世界。总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退缩状态，而且正在瓦解。这种退缩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的。

正在消失的“单极时刻”

此时，谈论永久性的衰落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其身后七个竞争对手的总和，另外美国还拥有无与伦比的海外军事网络。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军事力量在建立和维持美国优越的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扩展可靠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与国防预算的关系并不大——实际上，美国军费在 90 年代是减少的状态，只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现激增——还有其他几个因素更重要：作为竞争对手的前苏联因解体而消失，美国军方从不断增长的技术优势中获利，以及世界上大多数二线国家选择依靠美国，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显现出单极优势主要归功于前苏联的解体，那么在随后的 10 年中，这种单极性的持续存在可以说是亚洲和欧洲盟国对美国的领导力量表示满意的结果。

而对单极时刻的讨论会掩盖构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关键因素。前苏联解体，意味着唯一可以与资本主义对垒的国际化体系关闭了大门。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的跨国基础架构和相关机构（包括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和前苏联本身）及其运作和关联体系都随之崩溃。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际准则和规范的主导框架就只剩下在华盛顿扎根的自由主义国际联盟和机构。

在这个单极性时期，美国及其盟国（简称为“西方”）共同享有着事实上的垄断性互惠。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西方为大多数国家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援助，成为政治支持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发展中国家无法用转向莫斯科来威胁美国，也不能冒风险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国内将不得不进行改革。西方势力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决策者开始相信自由主义将获得永久的胜利，而大多数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选择。

在没有其他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获得西方的援助，更有可能遵守对方所开出的条件。那些被美国认定的“独裁国家”面临着严厉的国际批评和由西方所控制的国际组织的严厉敦促。出于战略和经济原因，美国国内的“民主”力量也在持续保护某些“独裁国家”（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使它们免除国际组织的束缚。而且，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本身也在违反有关人权、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国际准则。比如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酷刑和特别引渡。但是，即使这些虚伪的违规行为也在加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因为这些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美国官方继续表达对自由主义准则的承诺，从而进一步重申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网络（通常被称为“国际公民社会”）支撑了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型架构。这些团体和个人通过广泛散布自由主义准则和实践，充当了美国霸权的马前卒。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的崩溃，吸引了大批西方顾问和承包商，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市场改革，其中一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西方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使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同时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寡头阶层，这些人把以前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财富帝国。国际金融机构、政府监管机构、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致力于建立起精英共识，支持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公民社会”团体试图引导这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的专家团队就新宪法的设计、法律改革和多党制向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国际观察员中大多数来自西方民主国家，监督着那些遥远国家的选举活动。倡导扩大人权、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与那些情投意合的国家和媒体结成联盟。跨国活动家、学术界和社会运动共同发力，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自由主义综合体。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力量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种幻觉，即建立在美国全球持久霸权之上的自由秩序已经无懈可击。而这种幻觉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 

大国复出

今天，其他大国对全球秩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并吸引了许多小国的领导人。西方不再是提供援助的垄断力量。新的地区性组织和跨国网络在争夺美国的影响力。全球经济的长期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形成这些发展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些变化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1997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多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淡化或否定这类挑战，认为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言辞。他们的辩解是，中国仍然致力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准则和规范，而且中国是现行体系中的获益方。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俄罗斯越来越坚决地谴责美国，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但观察家们仍然认为，俄罗斯无法召集到任何重要的盟友并获得支持。西方的分析人士还特别怀疑，中国和俄罗斯能否克服数十年来所产生的不信任和竞争关系，联手反对美国所塑造和维持的国际秩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全球霸权的鼎盛时期，这种怀疑论是有道理的，甚至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这种怀疑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看来，1997 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就像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 20 年中重新安排国际政治秩序的蓝图。在相关机构和论坛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展开正面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也在通过设立新的机构和场所来建立一个可替代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