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联合国，中俄两国经常就投票和倡议进行磋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协调一致批评西方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它们都否决了西方提出的有关叙利亚问题提案和对委内瑞拉和也门实施制裁的提议。在 2006 年至 2018 年间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和俄罗斯投票相同的比例达到 86%；而在 1991 年至 2005 年之间，两国在投票协议中达成 一致的比例为 78%。相比之下，自 2005 年以来，中 美两国只有 21% 的比例是达成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还在引领联合国的倡议，以促进形成新的准则，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领域，这些准则主张国家主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制约西方所赞助的人权决议。在创建新的国际机构和地区论坛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也一直站在前沿，这些机构和论坛将美国和西方国家排除在外。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金砖集团（BRICS），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自 2006 年以来，这个集团一直比较活跃，积极讨论国际秩序和全球领导地位问题，包括在互联网治理、国际支付系统和发展援助等领域建立能够替代目前西方所控制机构的方案。2016 年，金砖国家成立了新的开发银行，专门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融资。
中俄还各自推动了一大批新的区域安全组织，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四方合作协调机制，以及区域经济组织，包括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上海合作组织（SCO）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倡议下于 2001 年成立的安全组织，负责促进各国安全部门之间的合作，并监督进行两年一次的军事演习。201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成为正式成员。最终结果是，全球治理出现了平行结构，与原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竞争局面。
批评人士经常将金砖国家集团、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评论为“谈判商店”，暗指成员国在这些机构中几乎无法实际解决问题或进行有意义的合作。但大多数其他国际机构也都大致如此。即使实践证明它们很难解决集体问题，但区域组织也可以让其成员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并提高组织者的国际地位。它们使成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反过来又促使这些成员国更容易建立起军事和政治联盟。总之，这些组织已成为国际秩序基础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新的非西方组织已经将跨国治理机制带进了中亚等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与许多全球治理机构是脱节的状态。自 2001 年以来，大多数中亚国家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EAEU、AIIB 和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国倡的“一带一路”（BRI）。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在向由美国及其盟国主控的传统地区推进。例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打造“17+1合作”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在拉丁美洲召开中拉政党论 坛（China-CELAC Forum of Political Parties）。这些机构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平台，这种合作模式正在挑战西方集团传统的治理架构。
中国和俄罗斯似乎成功地发展了它们的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合作与那些它们将无法容忍彼此合作项目的预测背道而驰。即便在某些双方利益分歧可能导致严重紧张局势的领域，双方合作的进展也算顺利。尽管俄罗斯控制着中亚地区，但仍坚决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自 2017 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基调已经从谈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明确划定的“势力范围”，转变为拥抱“更大的欧亚大陆”。中国所主导的投资和一体化与俄罗斯摆脱西方影响的努力相吻合。2015 年，中国首次提出组建亚投行时，最初俄罗斯财政部并不支持，但随后俄罗斯还是改变了心意，宣布加入亚投行。
中国也愿意兼顾俄罗斯的关切和敏感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事件中，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一样投了弃权票。此外，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更多的理由去支持俄罗斯开发替代方案的努力，取代由西方控制的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以削弱美国的制裁制度在全球的影响力。
垄断性援助关系的终结
并非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创造与西方国家价值观不同的世界秩序，且对美国的霸权不满。相比西方所提供的有附加条件的援助，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可能会破坏西方旨在鼓动各国政府接受自由改革的 援助活动。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等中国国有银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开设了大量信贷额度。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那些无法进入或被排除在西方金融体系之外的国家获取重要贷款和紧急资金的来源。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向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以及欧亚大陆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发放了超过 750 亿美元的能源交易贷款。
中国并不是西方援助的唯一替代者。“阿拉伯之春”之后，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曾向埃及提供贷款，这使得埃及避免在动荡时期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在国际援助方面，迄今为止，中国显得最为雄心勃勃。 AidData 的一项研究发现，2000 年至 2014 年，中国的对外援助总额达到了 3540 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 3950 亿美元。此后，中国的对外援助还超过了美国的年度援助支出。可以说，中国的援助打破了西方传播自由主义准则的企图。西方的评论认为，中国的资金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发展，但也助长了腐败和政权庇护。在诸如尼泊尔、斯里兰卡、苏丹和南苏丹等摆脱战争困境的国家中，中国的发展和重建援助通常流向了获得胜利的一方，使其免于国际竞争压力，而西方评论认为，这些国际竞争压力可以让这些国家建立更为自由民主的模式。
西方为世界提供援助的垄断地位正在终结，西方世界担心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就此崛起，比如匈牙利总理奥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们驳斥西方对本国主权的无端干涉，强调与中国和俄罗斯构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日益重要。以菲律宾为例，美国取消了菲律宾官员的签证，而杜特尔特最近宣布，退出与美国签署的长达20 年的军事协定。
当然，在美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具体挑战中，由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领导人的个性问题，其中有一部分援助项目会一波三折。但“替代选项”的不断扩大——不一样的援助方、机构和政治模式，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永久特征之一。即使某些国家不主动转换援助方，这些新的力量也有可能为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由此，中国和俄罗斯有了与美国争夺霸权和构建替代全球秩序的空间。
内部产生的离心力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冷战后单极时代的结束。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衔接在一起的那些跨国“公民社会网络”，不再享有它们曾经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不同的竞争对手，正在许多领域挑战它们。而其中一些离心力正是源自美国和西欧国家本身。例如，美国游说团体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fle Association）在 2005 年成功击败了巴西提出的安提贡公投，并与其国内右翼政治运动建立了联盟；十多年后，巴西的杰尔 • 博尔索纳罗正是利用了这个网络来帮助自己成为总统。世界家庭大会最初由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组织于 1997 年成立，现在成为跨国网络，召集了数十个国家的著名社会保守派人士，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反对性少数群体（LGBTQ）和平等生育权的组织。威权政权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限制甚至消除自由主义的跨国宣传网络和具有“改革”意识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本世纪的头十年，所谓“颜色革命”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让各国政府感到震惊，作为回应，这些政权削弱了与外国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在接受外国资金援助时，各国政府都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防止外国援助借机开展各种政治活动。
有两个事态发展加速了西方自由主义准则的转向：2008 年的大衰退和 2015 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在过去的十年里，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在总体上挑战了西方内部的建制共识。西方一些团体和人物，对继续加入欧盟和北约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要机构是不是有好处提出了质疑。西方评论还认为，许多西方世界的右翼运动都得到了俄罗斯的财政和道义支持。
这些发展态势与过去“反秩序”运动加速霸权国家衰落的方式相呼应。跨国网络在维护和挑战先前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