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现在有关中国的学问,不再是“以中国解释中国”那么简单
2020年09月30日  |  来源:《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后记  |  阅读量:1718

这里收录的是我近年来对海外学术著作的若干评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读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尽管现在开始有“行走的历史学"新风气。确实,历史学者也应当和人类学家一样,既要阅读历史文献,也要考察遗迹遗物,仿佛古人所说的“三到”即眼到、脚到、心到,但阅读文字文献仍然是最基本的工作。所以,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图书馆或资料室的书架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日复一日。

说到我的阅读习惯,正如我在《且借纸遁》一书序中说的,阅读历史文献始终是重心,至今我的藏书中,古代文献还是数量最多的部分。自从1977年考上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之后,阅读古文献是我从不敢忽略的日常功课。但是,作为现代学院里的历史学者,也总有一部分精力用在看相关的国内外学术论著上。我一直强调,现代学院里的学者绝不能像天生石猴,自己蹦出来就能开天辟地,发明出新学问来,他始终是在他人构成的学术史脉络之中,并且自己也成为学术史的一页。他总是要站在前人或旁人的肩膀上,也就是在前辈或同辈(甚至后辈)学者研究论著基础上,步步落实,循序渐进。特别是现在有关中国的学问,不再是“以中国解释中国”那么简单,中国学问业已成为国际学界共同耕耘或彼此竞赛的领域。正如歌德所说,“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因此,我也常常阅读海外学者的各种论著,这部集子就是阅读海外学术论著写下的一型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东亚或中国的,毕竟这还是我的专业领域。

现在已经是电子时代,网络上资源太多,流光溢彩让人眼花缭乱。很多年轻一辈的学人,已经不再像我们那样还相信“烂笔头胜过好记性”了。不过,我这一代人进入学术世界,还是从钞卡片开始的,我们不像更早一辈的学者,依赖从小养成的基本功,能凭记忆背诵各种文献,只能靠抄录卡片储备必须的史料,靠勤写笔记记住各种各样的论著。至今我还保存着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好多卡片和笔记,卡片分门别类装了满满一抽屉,笔记则抄了每本百页以上的十几厚本。每次我重读这些卡片和笔记,就会想起当年涌上心头的一些思路、课题和念头,甚至还能联想起相关的文献资料及其来源。特别是,我从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就习惯了读书作提要和笔记,当年专业课程的训练中,有一项就是规定用六百字写一部古书的提要,规定六百字,大概是因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提要往往就是几百字,而《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文献专业进入古代知识世界的重要门径。因此,我习惯了在笔记中记下这些书的大意,记下关键的文字,也记下阅读时随时涌上心头的想法。至今我留下的十几个笔记本,不像日记,倒像读书记,后来,“理想国”为我编辑出版的《且借纸遁》一书,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一小部分。

不过,对于有的论著,我总觉得有些话要讲,还有一些的论著,则是受命撰写序言或评论,因此,这些评论就写得相对认真和完整,往往成为正式的书评或序文,在培行集子里收录的有关海外学术论著的种种文字,正是这些比较认真地写下来的读书感受。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本文为《侧看成峰:葛兆光海外学术论著评论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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