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独特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国家不断积累经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不少需要突破的瓶颈。拉美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破解这些难题的能力。

独特的现代化历程

19世纪上半叶拉美各国独立后，其精英阶层就被美欧物质文明所吸引，决心走美国化和欧洲化之路，并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本国宪法。但由于考迪罗政治盛行，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其所追求的美国梦和欧洲梦相继破碎。直到19世纪70年代，即独立约50年后，拉美国家才实现初步稳定，并开启早期现代化进程。然而，拉美许多国家独裁专制政治依然盛行，经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外部依赖西方资本和市场，并未实现自主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冲击了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迫使其自20世纪30年代起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之路。在此后40多年间，拉美国家以发展主义或结构主义为主导，以工业化为手段，试图实现自主发展、摆脱对外依赖。

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动力开始衰竭，并于80年代陷入危机。此后，拉美各国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相继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新自由主义道路和模式并未成为全社会共识，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两种力量遂开启了近40年的争论和交替实践。时至今日，两种力量在拉美的较量仍未终结。

今天的拉美国家要实现持续发展，需在有效破解各种难题基础上，继续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现代化之路。

成就与经验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具有拉美特色的政治文明不断巩固和完善。

政治稳定局面不断巩固，政治体制不断完善。传统上，因考迪罗政治和威权政治盛行，拉美的民主制度被认为有名无实或徒有虚名。拉美国家独立后不久就建立政党，但政党当时只是寡头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既缺乏群众和社会基础，又缺少代表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主要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 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不断巩固，拉美国家政治体制不断完善，政党制度更加成熟，考迪罗政治基本绝迹，威权统治逐渐淡化，拉美地区建立起清一色“民主体制”，政治稳定局面得以巩固。

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法治社会初步成型。拉美的司法制度很大程度沿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统，社会及公众具有较强法治观念和鲜明权利意识。早在独立建国之初，开国领袖们就试图通过立法治国，普遍移植、模仿、复制欧美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甚至照抄美国和法国宪法条文。然而，在专制政治盛行、庇护主义浓厚的环境中，宪法和法律多流于形式。19世纪70年代后，作为现代化进程推进和政治民主化巩固的成果，拉美各国不仅建立起完备的司法制度框架和法律法规体系，且其执行力和效率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国家把司法改革、建立法治国家作为重要目标，法治社会初步成型。

现代政府制度逐渐成熟，制度运行得到保障。拉美国家多实行多党制，执政党轮替是“常态”。传统上，执政党更迭通常带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大规模轮替，影响机构正常运转，损耗执政效率。公务员制度是现代政府制度的主要标志，拉美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规避执政党更替对机构运转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拿马等国的公务员制度就已相当完备；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公务员制度一直较稳定且相对成熟。美洲开发银行认为，如果将公务员制度用100分量化评估，则巴西得分高达93分。

在经济领域，继较早整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一些国家已步入高收入行列，并紧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50—1980年拉美经济保持连续30年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达5.3%，其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倍。这一时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相继步入中等收入行列。阿根廷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智利、乌拉圭等国家也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较集中的地区，不少国家都提出了向发达国家跃进的目标。2018年，拉美33个国家中有20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海地是唯一的低收入国家；有12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一些国家已步入高收入甚至发达国家行列。2018年，乌拉圭人均GDP为17278美元，智利人均GDP为15932美元，巴拿马人均GDP为15575美元，均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12026美元和11678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拉美两个最大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分别为8921美元和9694美元，距高收入国家目标越来越近。1994年墨西哥成为首个加入经合组织的拉美国家，2010年智利成为首个加入该组织的南美国家，2020年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先后成为该组织成员国。

在社会领域，则摆脱传统社会的特性，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具有拉美特征的社会文明。在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下，拉美国家完成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变。20世纪30—70年代是拉美现代化加速期，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期。1920年拉美城市人口比重为22%，1950年达到41.8%。1950—1980年拉美总人口增长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4倍。拉美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仅用了约25年。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4%，1990年这一数字为71.9%，2013年则为80%，预计2025年为85%。

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成型。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始于20世纪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国家逐渐建立起较完善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甚至早于某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就开始进行劳动立法。1929年，墨西哥颁布拉美第一部综合性劳动法《劳工法》，此法随即被其他拉美国家效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数拉美国家已制定了劳动法，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此后，这些权利和制度一直受到严格保护，并得到较好延续。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就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40年代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相关制度，内容涉及疾病、养老、住房、残疾、死亡、工伤、孕妇及医疗等。20世纪50—60年代后，拉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995年，所有拉美国家都建立了养老金体系，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疾病和孕妇保健计划，多数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险和家庭补贴制度。智利于1981年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他国家在90年代后也陆续提出改革方案，重点是扩展制度的覆盖范围。

问题与瓶颈

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虽取得显著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依然面临不少问题。

在政治领域，制度和体制的脆弱性难以化解，制度效能和体制效率差的缺陷难以克服。拉美国家虽构建起完备的制度框架和体制规则，但其运行效果不佳。拉美学者认为，拉美国家选举民主日益巩固，公民虽获得投票权和选举权，但民主制度缺乏对公民其他权利的保护，民主深化远未完成。英国知名智库EIU认为，许多拉美国家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偏低，民主化进程陷入停滞，难以深化。由于制度效能的缺陷及其脆弱性，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对制度运行的失望情绪。

拉美国家的体制缺乏化解危机的能力。许多国家没有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不能及时有效化解政治危机和社会冲突，致使体制性危机不断出现。拉美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该地区出现数十次体制性危机，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多国政治社会危机近年来频发，凸显了这些国家体制化解危机能力的不足，加剧国家治理难题。

拉美国家的体制没有赢得公众充分信任。由于体制运转效果不佳，公众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对体制的信任度下滑，对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满意度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对执政者执政能力失望、对体制的公平性不满、对政治家不信任，公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率下降。2013年前后，民众对其体制及其运行不满意者高达60%，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主要国家的民众不满意度高于地区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