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振: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展望
2020年09月29日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阅读量:2917

纵观世界历史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独特性。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国家不断积累经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不少需要突破的瓶颈。拉美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破解这些难题的能力。

独特的现代化历程

19世纪上半叶拉美各国独立后,其精英阶层就被美欧物质文明所吸引,决心走美国化和欧洲化之路,并以法国和美国宪法为蓝本制定本国宪法。但由于考迪罗政治盛行,许多国家政局动荡,其所追求的美国梦和欧洲梦相继破碎。直到19世纪70年代,即独立约50年后,拉美国家才实现初步稳定,并开启早期现代化进程。然而,拉美许多国家独裁专制政治依然盛行,经济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外部依赖西方资本和市场,并未实现自主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冲击了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迫使其自20世纪30年代起走上进口替代工业化之路。在此后40多年间,拉美国家以发展主义或结构主义为主导,以工业化为手段,试图实现自主发展、摆脱对外依赖。

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动力开始衰竭,并于80年代陷入危机。此后,拉美各国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相继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新自由主义道路和模式并未成为全社会共识,新自由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两种力量遂开启了近40年的争论和交替实践。时至今日,两种力量在拉美的较量仍未终结。

今天的拉美国家要实现持续发展,需在有效破解各种难题基础上,继续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现代化之路。

成就与经验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成就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具有拉美特色的政治文明不断巩固和完善。

政治稳定局面不断巩固,政治体制不断完善。传统上,因考迪罗政治和威权政治盛行,拉美的民主制度被认为有名无实或徒有虚名。拉美国家独立后不久就建立政党,但政党当时只是寡头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既缺乏群众和社会基础,又缺少代表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主要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特别是 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民主化不断巩固,拉美国家政治体制不断完善,政党制度更加成熟,考迪罗政治基本绝迹,威权统治逐渐淡化,拉美地区建立起清一色“民主体制”,政治稳定局面得以巩固。

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法治社会初步成型。拉美的司法制度很大程度沿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统,社会及公众具有较强法治观念和鲜明权利意识。早在独立建国之初,开国领袖们就试图通过立法治国,普遍移植、模仿、复制欧美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甚至照抄美国和法国宪法条文。然而,在专制政治盛行、庇护主义浓厚的环境中,宪法和法律多流于形式。19世纪70年代后,作为现代化进程推进和政治民主化巩固的成果,拉美各国不仅建立起完备的司法制度框架和法律法规体系,且其执行力和效率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国家把司法改革、建立法治国家作为重要目标,法治社会初步成型。

现代政府制度逐渐成熟,制度运行得到保障。拉美国家多实行多党制,执政党轮替是“常态”。传统上,执政党更迭通常带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大规模轮替,影响机构正常运转,损耗执政效率。公务员制度是现代政府制度的主要标志,拉美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规避执政党更替对机构运转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拿马等国的公务员制度就已相当完备;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公务员制度一直较稳定且相对成熟。美洲开发银行认为,如果将公务员制度用100分量化评估,则巴西得分高达93分。

在经济领域,继较早整体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一些国家已步入高收入行列,并紧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50—1980年拉美经济保持连续30年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达5.3%,其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倍。这一时期,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相继步入中等收入行列。阿根廷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智利、乌拉圭等国家也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较集中的地区,不少国家都提出了向发达国家跃进的目标。2018年,拉美33个国家中有20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海地是唯一的低收入国家;有12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一些国家已步入高收入甚至发达国家行列。2018年,乌拉圭人均GDP为17278美元,智利人均GDP为15932美元,巴拿马人均GDP为15575美元,均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12026美元和11678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拉美两个最大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分别为8921美元和9694美元,距高收入国家目标越来越近。1994年墨西哥成为首个加入经合组织的拉美国家,2010年智利成为首个加入该组织的南美国家,2020年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也先后成为该组织成员国。

在社会领域,则摆脱传统社会的特性,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各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具有拉美特征的社会文明。在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下,拉美国家完成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变。20世纪30—70年代是拉美现代化加速期,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期。1920年拉美城市人口比重为22%,1950年达到41.8%。1950—1980年拉美总人口增长1倍,而城市人口增长4倍。拉美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仅用了约25年。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4%,1990年这一数字为71.9%,2013年则为80%,预计2025年为85%。

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成型。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始于20世纪初。在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国家逐渐建立起较完善的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走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甚至早于某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就开始进行劳动立法。1929年,墨西哥颁布拉美第一部综合性劳动法《劳工法》,此法随即被其他拉美国家效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多数拉美国家已制定了劳动法,与其密切相连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起来。此后,这些权利和制度一直受到严格保护,并得到较好延续。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就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40年代后,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相关制度,内容涉及疾病、养老、住房、残疾、死亡、工伤、孕妇及医疗等。20世纪50—60年代后,拉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995年,所有拉美国家都建立了养老金体系,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疾病和孕妇保健计划,多数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险和家庭补贴制度。智利于1981年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他国家在90年代后也陆续提出改革方案,重点是扩展制度的覆盖范围。

问题与瓶颈

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虽取得显著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依然面临不少问题。

在政治领域,制度和体制的脆弱性难以化解,制度效能和体制效率差的缺陷难以克服。拉美国家虽构建起完备的制度框架和体制规则,但其运行效果不佳。拉美学者认为,拉美国家选举民主日益巩固,公民虽获得投票权和选举权,但民主制度缺乏对公民其他权利的保护,民主深化远未完成。英国知名智库EIU认为,许多拉美国家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偏低,民主化进程陷入停滞,难以深化。由于制度效能的缺陷及其脆弱性,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对制度运行的失望情绪。

拉美国家的体制缺乏化解危机的能力。许多国家没有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不能及时有效化解政治危机和社会冲突,致使体制性危机不断出现。拉美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该地区出现数十次体制性危机,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等多国政治社会危机近年来频发,凸显了这些国家体制化解危机能力的不足,加剧国家治理难题。

拉美国家的体制没有赢得公众充分信任。由于体制运转效果不佳,公众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对体制的信任度下滑,对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满意度较低。自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对执政者执政能力失望、对体制的公平性不满、对政治家不信任,公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率下降。2013年前后,民众对其体制及其运行不满意者高达60%,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主要国家的民众不满意度高于地区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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