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华 汪旭:“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逻辑与进路
2022年01月15日  |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  阅读量:3595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各种转向的大讨论,社会科学众多领域进行了以“否思”为指向的理性怀疑与自我革新。其中,得益于符号学理论的广泛布施,修辞学与传播学在宏观微观等多个研究层面不约而同地生发对传播领域修辞化、视觉化、受众化、系统化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交叉,恰如费斯克所言,“多亏了结构主义,我们才认识到知识和经验是由我们承继与面对的符号系统所建构而来,对修辞的兴趣也得以复兴”。由于战后世界的重塑与全球化浪潮的来临,“人们常感到旧的感觉与思维方式已经式微,而新的开端却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修辞与传播的结合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战后时期人们对未来世界的迷惘与恐慌,一改战时宣传制造恐惧、蛊惑人心式的传播体验,寻求的乃是“现实与人、描述与解释、对象与知识的调和”。

然而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推动,曾经“地球一村”的想象已然成为现实,不同地域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合作、经贸交流、文化沟通愈加频繁深入,创新合作交流方式,探索跨文化的差异调适成为国际传播亟须主动回答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在此背景下的创新探索。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媒体的误导,沿线国家和西方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一定的质疑与误解,甚至对中国的国际话语与国家形象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传统的单向度、宣传化、刻板化的话语已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交流无奈、传播误解乃至极端对立迫切呼唤一种新型国际传播交流形式,修辞传播正是在此语境下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有效载体与实践路径。修辞传播作为修辞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领域,在理论层面受到学界的积极关注与探讨,但结合具体传播实践进行修辞传播的探索仍存在方法与想象的不足。在“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命题下,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修辞传播进行逻辑勾连,基于修辞戏剧五元论从主体、行动、方式、场景和目的探寻“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具体方法与现实路径契合现实境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本文试图在“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精神引领下,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修辞传播进行跨界融通,阐明“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理论逻辑与现实依据,探索“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具体实施路径,构思修辞传播的规范和边界,推进国家对外传播方式和对外话语体系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言献策。

一、“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理论逻辑与现实依据

法国意识流巨匠马塞尔·普鲁斯特感慨,“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去寻找新大陆,而是采用一种新视角”。学科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探索新概念方法,往往需要结合历史资源与当下实践,在跨学科跨领域的视野下搭建跨界勾连,“一带一路”与修辞传播有机结合便是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的必然之果。

(一)“一带一路”与修辞传播的跨界勾连

修辞(rhetoric)的历史源远流长,自语言文字诞生开始,人类社会便开始了修辞活动。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雄辩修辞术大行其道,以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为代表的西方先贤们将修辞视为“说服的艺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所强调的“赋比兴”也具有显著的修辞学含义。与国内倾向于将修辞放在语言学范畴内进行讨论不同,西方视修辞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对修辞的目的与指向具有更加广义和多元的认识。在布尔迪厄看来,修辞活动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辞获得特定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丹尼·卡瓦拉罗则提出,“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实表述,也隐含了潜在的修辞动机”。修辞因其兼具的技术实用性与话语艺术性逐步成为社会交往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强调关注“语言所生发、所产生的整个话语系统,即从读者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诠释”。修辞传播则是运用修辞手段和方法对语言和非语言信息进行加工,以激发预期受众产生特定意义,是巧妙利用修辞技巧增强传播势能的重要思路。与广义的传播相似,说话者、语境、传播介质、受众依然是修辞传播的基本要素,正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演讲和话语为研究主体的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现代传播学播下了种子,作了理论准备。不同的是,修辞传播更加注重语言交流的针对性与指向性,能够依据受众迥异的社会语境、文化背景、接受习惯、心理特征等因素调整信息传递和话语表达方式。修辞传播正因此在以网络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以交流共享为话语沟通价值的今天,显示出了强大的时代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

正是因为在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中,一国的文化历史在他国叙述语境中并不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其合法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修辞的过程”。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中,国内媒体报道和官方宣传占据着绝对主流,而修辞化表达与修辞传播的运用则远远不够,不利于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奠定国际话语根基。“一带一路”与修辞传播的跨界勾连随之成为现实之需与人心所向。一方面,修辞传播因其图文结合的修辞表征、符合对象特性的传播符号、富有号召力与感染力的话语表达,更契合互联网情境下碎片化、可视化、交互化的传受特性,能够更加有效地整合“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精神物质资源,深耕细作,精准传播,弥合传播内容与接受方式之间的鸿沟落差。另一方面,修辞传播能够提升话语内涵的贴近性、丰富性和生动性,增强说理能量和情感魅力,解决“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效果欠佳的问题,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获取显著的说服效果,最终顺应国家形象塑造与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

(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顺应国家传播范式转型的趋势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一带一路”已然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坚实载体与前沿阵地,2017年、2019年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举世瞩目、盛况空前。但是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加之西方媒体的刻意曲解和“报忧不报喜”,部分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涵和共建原则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出现了“债务陷阱论”“产能污染论”“破坏安全论”等针对中国的恶意抹黑与指摘,给“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行带来了一定的阻力,也对我国对外传播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历史积淀的因素,传统的宣教式政治传播模式强调信息由上至下的定向传达和灌输,忽视了接收和理解过程的互动与反馈,具有明显的单渠道、单向度的特点,导致中国话语在国际范围内一度出现了“虽大声疾呼而闻者不彰和者愈寡”的现象。

步入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国际社会,平等、多元、沟通、包容的地球村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追求。近年来,从“走转改”到“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再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无不体现了国家战略层面顺应时代演进趋势、推进传播范式转型的努力。中国高层的一系列相关重要论述,本质上有着同一个内核,即实现从宣传到修辞的国家传播范式转型。从宣传到修辞,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建立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切实践行,是我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形象面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表现,是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话语魅力和执政智慧的集中彰显。这一巧妙和及时的转变正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传播实践当中,有研究者发现,2011年和2015年发布的两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就实现了从国家主导到网民自发,从宣传自身发展到双面审视功过的转变,成功向西方媒体与公众展现了真实、全面的国家形象。

(三)“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一代中国国家领导人面对世界发展困境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价值追求,是对传统国家利益观的批判性反思,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回答了“中国追求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共同价值为导向、共同发展为目标的重大实践,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抛弃零和、追求共赢的价值追求。

修辞传播理论的演进,同样经历了从对抗到认同的内核转变,使其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实践中具有极高的契合度与适用性。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修辞学素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规劝。它往往被理解为某种说服方式,暗含了修辞传受双方的对抗(对立)关系。中世纪的修辞学没能打破古典时期的框架,圣·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将说服、劝服纳入宗教布道的组成部分与工具手段。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在《修辞哲学》中对传统的修辞做出定性:“旧修辞学……是关于词语战斗的理论,并一直受好斗的冲动所支配。”有失偏颇的认识导致修辞被视为花言巧语的技术或是愚弄、煽动他人的手段,这显然是对古典修辞学的严重窄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唤和激励了新修辞的诞生。

新修辞学的旗帜性人物当属肯尼斯·伯克。1950年伯克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修辞学:新与旧》的演讲,指明了新旧修辞学的根本差别:“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规劝’(persuasion),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identification),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换言之,规劝总是直接来自于某种明确的目的,为达到某种直接的效果;而认同则挖掘了更普遍更深层的意涵,即在象征生活的情境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找认同的状态之中。在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国际合作并不罕见,从“北约”“华约”,到“南南合作”“南北合作”,但均属于传统修辞视野下的对抗性合作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隔)。而“一带一路”倡议与以往的诸多伙伴关系不同的是,它超越了制度、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寻求的是跨区域、全人类的“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也正因其倡导“认同”的精神内核,更加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所向与价值追求。

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践行机制与实现路径

“一带一路”与修辞传播在国家话语与价值追求上存在诸多嵌合,同时也为国家对外话语能力与传播效果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融通中外是关键。忽视互动与反馈的传播活动无异于对牛弹琴、对空言说,难以取得良好的传播功效,更不利于传播主体话语能力与自身形象的提升。同样,践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既要求中国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展现大国形象,同时需要针对沿线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异特质,采取多元、精巧、细致的方法增进各方的交流与理解。当代修辞学认为一切文化传播、社会交往、政治倡议都属于修辞活动的范畴,结合不同性质的修辞活动需要各异的实践方法,实现更好的传播到达与现实功效,肯尼斯·伯克提出的戏剧五元论(Dramatic Pentad,也称五位一体论)为探索“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机制与方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进路。在伯克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个人生都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象征活动演出,一切的戏剧活动都包含五个修辞的基本元素,分别是:主体(agent)、行动(act)、方法(agency)、场景(scene)和目的(purpose)。戏剧五元论既是对戏剧主义的发展,也是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先导,可以为做好“一带一路”的修辞传播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

(一)主体:强化官方引导力,丰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阵营

推进“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明确主体是前提。修辞的主体即修辞者、言说者,是能够通过各类行为传情达意努力实现既有目的的个人或组织。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主流媒体、官方宣传话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对外传播任务,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实践。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7年推出了“一带一路”主题系列节目,人民网对习近平“一带一路”足迹开辟了专题报道集,中宣部联合新华社出品了《“一带一路”上的智者》大型纪录片,都是响应“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号召的具体落地。应当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继续打造主流的、国际性的外宣旗舰媒体,将“一带一路”故事讲好传远。

在官方主流话语之外,做好“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同样不能忽视民间话语的力量。相较于官方话语,民间话语更加“接地气”,更具亲和力,在“一带一路”的传播实践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丰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队伍,需要充分激活、动员商业团体、民间组织与公民个人的力量,相较于国家话语,民间主体更需注重针对不同社会面向与心理需求展开修辞传播活动。例如对具有相关文化交流兴趣背景的社会公众,引导其组建“一带一路”文化团体,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对于投身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司企业,支持其发挥企业内、行业内的示范交流作用,将“一带一路”相关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发展;建立“一带一路”社交媒体话题讨论平台等,最大限度地丰富传播队伍建设,使话语体系更加丰富多样,参与人群更加广泛,形成合力,提升“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力量。

作为修辞活动的发起者,修辞主体还需提升自身素养与技能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普遍的传播活动相似,修辞传播主体应注重结合时空环境与受众需求,尤其是官方话语之外的修辞传播队伍更需提升自身政治理论素养与国际文化知识储备以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在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始终明确立场,不断增强传播的导向性、准确性与适宜性。

(二)行动:提升文化首位度,加强“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实践

践行“一带一路”修辞传播,行动实践是核心。在常见的合作性关系中,主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固然有利于合作方更加直接迅速地谋求经济效果,但忽视了对长期、和谐、稳定的互惠关系的诉求。尤其是在跨文化的国际合作中,如果将文化降格为实现经济目的的工具和仆佣,文化全球化被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就会被严重忽略。一旦经济天平失衡,文化联结薄弱,必将给整个合作行动带来巨大的威胁和伤害。

回顾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议题,前期经贸、基建等经济范畴的内容占据着绝对重心,人文方面的报道则相对薄弱。这符合倡议在开创之初的工作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和公众的关切。然而,笔者收集2016—2019年“一带一路”媒体报道热词时发现,近年来国际媒体的关注重点已发生了从硬性项目投资建设到软性文化伙伴关系的转变。表1 2016—2019年“一带一路”媒体报道热词年份“一带一路”媒体报道热词2016年经济增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GDP、万隆高铁、丝路国际银行2017年经贸合作、免签证停留、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朋友圈、社会治理2018年区域经济合作、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数字丝路2019年数据化、合作模式、国际高峰论坛、民心相通、互联互通、文化交流

这一转变体现的是文化首位度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行动中的提升。在面对跨文化的对外传播行动时,尤其需要以人类整体的视角开展文化的平等对话,化一元文化领导结构为多方情感互通,使文化走在经济与组织之前,探求一种雷蒙德·威廉斯所强调的超越意识形态与阶级区分,每一位成员能够平等参与创造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在“一带一路”的具体修辞传播行动中,应着力加强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内在联系,尤其提升文化首位度,不妨让“文化唱戏”,注重串联沿线国家的精神文化符号,不断提升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以找寻人类本质、挖掘跨文化的共通理解,提升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共情感。

(三)方法:打破零和性藩篱,凝聚“一带一路”修辞传播认同

实施“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精准施策是关键。修辞方法是主体用来提升语言传播效果的各类策略统称。“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级国际性的重大顶层设计,贯穿亚欧非大陆并面向所有国家开放,正如西方哲学谚语所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欲求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中的知名度、接受度,应充分利用修辞传播中的“认同”理念,巧用适当修辞格,打破各国零和对立,凝聚最广泛的认同力量。

新修辞学认为,实现传播的认同主要有三种主要方法,分别为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要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在传播实践中应做到提升同情认同,巧用对立认同,消除潜在误同。具体而言,同情认同是指强调运用共同情感来建立与修辞传播对象的亲密关系,在“一带一路”传播中,对于与中国共通文化背景(如东亚)、历史丝路联系的国家应强调对历史的互通认知,提升现实的互信理解,充分挖掘修辞传播的“认知本性”。对立认同是通过分裂建立凝聚的一种表现,是由于大家共同反对某物而形成的认同。在“一带一路”传播中,参与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部利益冲突,如日、俄在领土上存在历史争端,在资源战略上相互依存,中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应展现大国担当,传播中国智慧,巧用修辞传播将各方局部冲突化为全局整体良性追求。误同,也称虚假认同、无意识认同,例如一个生性谦逊的人在国际交流中会因为自己是强国公民而自我膨胀。在“一带一路”的修辞传播实践中,应注重消除潜在误同,不因欧洲居于经济优势地位而赋予其利益特权,不因亚非的相对弱势而有所偏废。

修辞传播是跨文化跨语境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充分理解、运用三种认同方式的基础上,对修辞格的使用同样是增强语言表达感染力、获取受众理性和情感认同的重要方法。“一带一路”倡议的名称本身就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方式,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区域合作赋予“丝绸缎带”的形象意涵,本体是建立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平台,喻体是“丝绸之路”,将古时对外丝绸贸易的历史事实与国际合作关系的和平期待进行结合,明晰形象地表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与追求,降低了普通公众的认知门槛。“一带一路”在修辞传播上还频繁运用排比的修辞方法,有利于形成语句气势,带动受众情绪,完整表达观点。如在“一带一路”建设原则上要求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合作内容上提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在建设目标上则提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发展愿景。对不同修辞格的使用能够精妙地表达主体诉求,增进世界认知并提高传播效率,有利于体现“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国际责任与担当。因此,唯有精准善用各类施策方法,才能真正打破零和思维,凝聚“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最广泛的认同。

(四)场景:顺应新媒体潮流,创新“一带一路”修辞传播途径

做好“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场景融合是手段。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认为,修辞场景“是由受话人与释话人之间、与客观外在的现实相联系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场景是意义生产的空间情境,既可指物理空间,也包含文化环境,是一切行为发生的处所与背景。古丝绸之路为人类遗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构造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情境,今天的“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则应融合当下场景,把握时代脉搏,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做到与新媒体景观这一“客观外在现实”的准确契合。移动互联网时代,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短视频已然成为世界范围内信息收受的最为主要的方式,而修辞业已“经历了从新闻纸、电视再到新媒体的流变……视觉修辞与文字修辞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呈现综合修辞的融合趋势”。

新媒体时代人们前所未有地沉浸在象征场景之中,并依据场景来定义行动,场景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概念工具,是文化生活的集中聚集,“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对信息(服务)的适配”成为实现修辞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这便对“一带一路”倡议中信息的挖掘、聚合与传播提出了新的工作指向。一方面,依托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搭建“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样本库、关键词库、图片库、视频库等“智库产品”,并转化为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指数产品,国内外媒体报道的话语产品,国内外线上民众消费的内容产品,线下目标受众共享的文化娱乐产品、旅游礼品,形成面向不同场景的线上线下联合的全局性传播网络。另一方面,充分顺应移动互联的可视化、移动化、社交化的传播特点,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对“一带一路”故事精雕细琢。将“一带一路”故事从语言文本的局限中抽离出来,将文字、图片、影像、声音等多种符号交叉结合,将传统媒体、微博、微信、短视频、头条号等多种渠道融会贯通,在此在彼在的视界融合中建构“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立体交叉传播网络,如开展“一带一路”主题影像展,制作播发沿线国家纪录片,举办短视频故事大赛,建设沿线国家VR体验馆等,采取拟人、顶真、映衬、双关等修辞格设计“一带一路”动画漫画或吉祥物、表情包等,真正将“一带一路”故事融进符合时代特色、面向不同受众的多种传播形式当中,提升话语表达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五)目的:构建命运共同体,彰显“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智慧

实施“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明确目标是引领。明确的目标导向是修辞传播的重要特点,“修辞与调动语言和其他象征手段以达到任何实际或功利目的几乎是同义的”,正确的目标导向是提升国际话语体系的基本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则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打造人类的利益、命运和责任的共同体,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这也为“一带一路”的修辞传播提供了指引,划定了边界。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是将理念转为行动、将愿景变为现实的重要举措。在“一带一路”的修辞传播中,必须始终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观目标。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方面的科学内涵,“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必须实现针对性的呼应。在国际权力观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国际上的权力利益更多依靠相互合作而非暴力战争进行分配。在修辞逻辑里,中国应强调“一带一路”的普惠价值与软性合作,弱化对经济地位、军事实力的表达,服务于和平发展的国际权力观。在共同利益观上,20世纪的零和思维给全世界带来难以磨灭的战争创伤,世界也曾陷入经济萧条、政局动荡。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必须摈弃零和思维博弈,在合作关系的把控、对外政策的制定上更趋科学理性,将地球村搭建于共同利益链条之上,强化对难民、气候、资源等问题的关注表达,站在命运共同体角度,彰显中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传播智慧。在可持续发展观上,“一带一路”修辞传播必须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聚焦不同文化背景下共通的发展关切,兼顾当下与未来,既大力宣扬当下的政策扶持与技术支援,更着眼满足文化贴近民心相亲,形成长效传播机制。在全球治理观上,“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的合作倡议,已然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更是前景无限的国际合作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带一路”成为治理解决所有世界性问题的万能钥匙,在“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中,既要运用各项理念与宣传颂扬共同体的建设,也应注重传播逻辑的合理性,保持客观冷静的姿态,避免出现一味夸大中国大公无私、单方面奉献的空洞报道,防止走向对外宣传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极端,动员世界各国积极参与,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

三、“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原则与规范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与规范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任何方式方法的创新都离不开背后的原则与界限, “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作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全新路径探索,在发挥其理论与实践活力的同时必须遵循相应的原则与规范,否则易诱发形式主义、夸大宣传、穿凿附会等问题,使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效果大打折扣,构建科学的“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原则与规范需要审慎考量。

(一)官方主导与多元参与相结合

官方主导与多元参与,既是做好“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实操路径,更是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权力结构与国际格局秩序正遭遇重大的调整与动荡,意识形态对抗频发,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与对外传播的前沿阵地,在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同时还面临着外部少数敌对势力与极端组织的杂音、噪音干扰。因此,坚持官方话语主导、提升国家话语能力是“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重要原则。官方主导下的“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有利于将政治、经贸、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工作形成合力,实施全方位全系统全过程的“修辞中国”战略,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官方网站,主流媒体、国内外社交媒体官方平台交织互联,实现统一标识、多层分发、协同传播的良好效果,将“一带一路”打造为一个国际化超级大IP,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在官方主导的基础上,应该大力拓宽社会性参与渠道,动员最广泛的群众力量。面对跨文化、多语境、差异化的传播对象,“一带一路”修辞传播需要党政机关、宣传部门、技术部门、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传统智慧,全方位提升“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传播力、号召力、影响力。例如扶持企业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项目合作,展现中国商业特色与企业担当,鼓励社会团体与沿线国家相关组织开展教育、旅游、丝路文化节、城市主题周等具有丰富活力与内涵的民间交流活动,公民可利用各类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我的一带一路故事”“丝路见闻”等具有个人特色和接地气的传播内容,尤其是网络大V应利用自身影响力组织网民参与讨论,主动鉴别谣言谣传,助力“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得更好更远。

(二)宏大叙事与个体关照相结合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深乎义”,中国素来重视“情”与“理”的结合,陈情与说理是实现说服效果的重要手段。在“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中,说理往往通过国家历史介绍、国际事实陈述、项目数据分析等方式进行呈现,具有鲜明的宏大叙事特点,所谓宏大叙事,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笔下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在实践中“充满历史理性主义的整体性叙事,关注人的社会性”,强调的是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重要场景以及崇高精神。宏大叙事背后往往隐含着“开拓”“解放”等权力话语,利于展现国家威信与力量,因而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中得到广泛的使用,塑造了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大国担当与民族自豪,是“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中必须坚持发扬的重要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在“一带一路”修辞传播中还需发挥微观叙事、个体关照的作用。例如通过讲述“一带一路”中个人、家庭生活变迁反映“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对“一带一路”中的典型人物、平民事迹、旅途见闻、生活文本进行挖掘传播;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宽“一带一路”网上特色产品经营销售渠道,增进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熟悉程度等。转变“高、大、全”式的对外传播方式,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打造修辞国格与修辞人格的共同体,以轻松、活泼、亲切的方式将“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真正融进日常生活。以个体为旨归,强调个人独特生命体验的个体关照,在修辞传播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体验真实感与情感接近性,有利于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注入新气象,促进我国政治传播与国际社会接轨。

(三)客观报道与修辞呈现相结合

修辞传播本质上仍属于新闻传播活动的范畴,需要遵循相应的新闻传播规律,实现真实、客观、及时的报道,在保障其固有的严肃性的基础上,借助各类修辞手段将严肃性与趣味性、客观报道与修辞呈现有机结合,达到良好的呈现效果。

在国家层面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扶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同时,加强对项目内容、经济数据等重点要素的监管核查,保证客观真实性,避免出现追求表面光鲜而“经济增长数据造假”等不良现象。在行业层面,应在国家外宣部门与新闻媒体、个人自媒体账号中搭建“一带一路”传播的绿色互通桥梁,增强责任意识,形成合力,使“一带一路”故事在全方位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协同互补,信源可溯,确保信息材料的清晰可靠,增强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和说服力。在遵循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仍需注重加强“一带一路”故事的修辞化表达。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叙述的结构分析》中曾提出,“没有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完全避免主观性”,作为传播学与修辞学的交织产物,修辞传播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其修辞呈现上。在进行“一带一路”交流合作时,巧妙结合不同国家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利用意象、隐喻等修辞方式拉近两国关系,去除意识形态色彩,增进意义互通,如在东南亚国家可强调澜沧江与湄公河的一脉相承,对中亚地区则突出古丝绸之路、羌笛驼铃的古风遗韵,等等,将严肃与趣味、历史与现实、描述与修辞有机结合,营造多姿多彩的“一带一路”修辞传播景观。

四、结语

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展现出舍我其谁的大国责任和担当。修辞作为一种说服艺术在千百年的新旧交替中几番起落仍风采依旧,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社会的进步与壮大,修辞传播作为一个古而有之的说服方法在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代表的国家话语体系建设中被唤起了全新的价值,探索并勾画“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逻辑与路径,促进修辞主体、修辞方法、修辞行动、修辞场景与修辞目的的有机融通,动员国家话语、社会话语、个体话语的多方参与,是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展现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关键手段,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进路。

(作者陈世华,1982年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旭,1994年生,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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