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欧最新长文:中国大周期及其货币
2020年09月25日  |  来源:学习俱乐部  |  阅读量:81608

就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言,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严格的法家思想都是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注意,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解一个人在等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的重要性,并以指定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所以这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

我将非常简要地概述1949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深入研究中国从那时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阶段。[15]

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虽然有点过于简单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1)1949年到1976年,2)从1978年直至2013年, 3)从2013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简而言之,这些阶段沿这一曲线发生如下:

•从1949年到1976年,a)巩固了政权,b)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c)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而中国又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中国借给美国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而中国获得了美国欠中国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以基本稳健的方式悄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2013年之后,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它的债务是国内债务)。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加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1930年代。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6年 基础建设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谈及建立一个负责基本服务的政府的实际问题。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之下。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不管一个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报酬。没有基于业绩的薪酬。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行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正如上一章所解释的那样,1945年的世界新秩序将世界分成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以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第三类国家。这些不结盟国家中有许多仍然是殖民地,多数是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如第四章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影响北方,美国影响南方,按照三八线划分。美国与联合国一起,对朝鲜的入侵做出了回应,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然后将战斗带到位于中国边境的朝鲜。中国不能让美国在自己的边界或领土上,所以中国必须战斗。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边界上的敌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胜利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不错,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1-2%,获得了约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

1976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和“开放”。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20]并对外开放。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将让中国的经济更强大,只要没有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想要阻碍当时经济疲软的中国的发展, 所以关键是要追求这些方向上获取利益。1979年与美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国需要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由此认识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的,比如,认为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将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不断的对于矛盾的解决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取得进步。政府观念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在进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国富强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改革政府的决策结构。领导团队遵循同样的基本路径, 使中国更富裕, 更强大的通过使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增加中国的贸易和学习其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1984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从那以后,我的直接接触,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事实,影响了我的观点。因为这些互动对与我建立我的观点和帮助你们理解我的观点都非常有价值,所以我会在相关的时候提及其中的一些。同时,因为我不想失礼,我也不会传递我认为那些给我消息的人不愿意让我公开的信息,而且我也不会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向他们解释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家公司是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学习和试验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在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习惯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因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们根本不了解或无法获得外界拥有的东西,并且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消极的系统中工作。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设备。当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或工作,他们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足够激励,所有企业(包括小餐馆)都是国营,没有财产(如房屋)的所有权,并且就最佳服务和产品而言,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

我很清楚,消除这一障碍只是刚刚开始,这自然会使得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就像水会在没有约束时自然寻求相同的水平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我记得我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我的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我们过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长,其背后最大的力量就是开放。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中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的表现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在中国独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制定和实施改革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让他们能去实现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国的加入也有很大帮助。我当时经常听到的明确目标是“打破铁饭碗”,这是指不提供消极的保底就业和确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励性的补偿代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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