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管理上，决策人员仔细询问我很多细节，比如新加坡机场的运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运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这样出众的成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很多年以后，我有机会邀请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贵客在内，我们问他对当时不同领导人的看法、他对过去的伟大领导人的看法、以及使他们伟大的原因。我们渴望了解他的观点，因为他认识过去50年时间中的大部分伟大的领导人，并且也是这50年中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多年来，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1989年，新中国建立第一个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看到许多人把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通过这一切，我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迅速进步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尊重。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可以说，全球化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全球化始于1995年，始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中国于2001年加入。此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涨。2001年，美国与80%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现在，在大约70%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22]

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以极低成本生产的消费品，而中国借钱给美国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先买后付”的交易。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通过持有美国借据以世界储备货币的形式积累了自己的储蓄，而美国人通过借钱来获得所有廉价的东西。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们却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消费品，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借贷条件。对我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举债来为他们的过度消费融资，而中国人更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国家希望通过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务进行储蓄，从而导致新兴国家建立债务资产，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同时，中国不得不应对他们放任其发展的内部债务危机。1991年，债务和经济问题被称为“三角债务危机”。结合对中国环境的实际了解，采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坏账银行”清算，出售和减少坏账）这个方式帮助清理了过去问题，得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开始，从而刺激了增长。

1995年，我带着11岁的儿子马特（Matt）来中国，上了一所当地学校（史家胡同小学）。自从马特3岁起，他就和我一起去过中国很多次。他会跟着我去参加一些会议，在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些善良的人会给他饼干和牛奶。他参加午餐和晚宴，这些都是有趣的宴会。所以马特爱上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他的生活条件是基本的（例如，通常每周只有两天有热水）。

那时，学校和中国的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都很贫穷。他不会说这种语言，所以他必须通过沉浸式学习，他做到了。尽管他的学校条件较差（比如，11月下旬才有暖气，所以学生们在课堂上穿着大衣），但我看到了他们有多么聪明和体贴的老师，他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优秀的、完整的教育，包括人格发展。

虽然马特的生活方式很艰苦，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到人们的喜爱，比我们富裕的社区里的人要发展的更好。他与他的老师和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感情至今仍然存在。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并引导他成立了一个帮助中国孤儿的基金会，他经营了12年，这让他和我在中国有了更多关于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经历。因为我对中国及其前景感到兴奋，所以我也通过我的公司Bridgewater，同时聘请了一个本地投资团队，该团队在当地进行了投资，将美国机构资金投资到对我来说有吸引力的中国企业中。我推进了几年，后来之所以停止，是因为我发现在家中同时运行它和Bridgewater太困难了。我做了几笔盈利的小投资，从来没有要求机构投资者把钱投到那里。

这些经历，加上与我以前认识的中国朋友的经历，使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人，从最谦虚的人到最崇高的中国人，我都非常喜欢并尊重他们。

在1995-1996年间，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人再也不想再处于劣等的军事地位了，因此他们为在该地区作战的军事能力显着增强。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传达a）台湾与中国统一的重要性，以及b）25年前的局势有多危险。

从1978年开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近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六倍多，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长到将近15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为今天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2500亿美元以上）。储备从1978年的年进口量的60％增长到1998年的进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时，外汇储备几乎覆盖了外债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须解决“三角债务”问题（即国有银行因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向国有企业放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债务和公司重组，以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经营和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建立，打击腐败，发展和改善市场以及市场功能。这些以及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变化都是整个过程中重要的进化步骤。我很幸运能与基层组织紧密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例如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这让我有了一种紧密的接触和让我拥有现在的观点。尽管这些事件当时看上去比回顾起来要大，但它们都是致力于中国进步的聪明的中国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过程中，我还遇到了腐败和不良行为的案例，以及善恶之间不断进行的斗争，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和结果。

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如此，当国家领导权没有受到威胁并且新兴国家尚未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特指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特指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除了从学习中获益，他们还从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获益，直到这种方式变得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们认为商品和服务应能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生产，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自由流动，不受其国籍影响，民族主义是坏的，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是好的。2）同时，1978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

随着中国人了解并变得更有能力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他们首先为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之后又为世界提供了高级商品，在此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富裕。其他新兴国家也这样做，世界的范围扩大了，最富国与最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因为最贫穷国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国家的增速放缓。在此期间，该系统几乎使所有人获利了，特别是全球化主义精英们，而且即将到来的威胁并不明显。在此期间，中国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美国媲美，它们共同创造了大多数新财富和新技术，而世界其他地区相对于这些先锋而言却倒退了。从15世纪到20世纪，欧洲是全球最大强国的发源地，但欧洲变得相对脆弱，日本和俄罗斯成为第二大国。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外围国家。印度等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条件改善了，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

第二阶段：2008年之后 冲突的出现与全球化的终结

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泡沫在2008年破灭（如1929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2009年开始上涨（如1933-36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1933-38年）。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1930年代。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