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倩 杨波 汪曾涛 常思远:“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发展重点问题研究(上)
2020年08月18日  |  来源: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  阅读量:5991

当前上海进入以高质量为导向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城市发展目标、定位、战略出现新变化。2017年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卓越全球城市”发展目标和“五个中心”功能定位,2018年确立打响“四大品牌”战略,同年中央赋予上海新的“三大任务”,“十四五”是在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的新阶段,也是继续完善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上海要顺应世界多极化,在经济低谷期逆势而上,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先行者,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继续深度融合作出更大贡献。

综合上述分析,“十四五”期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目标内涵可以概括为:到2025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实力相匹配,经济实力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集聚辐射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

二、重点问题之二:关于“十四五”时期上海经济增长与综合实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移。“十四五”时期,上海经济自身转型的深入叠加外部环境变化,将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潜力、动力以及风险因素都将面临转变。

(一)上海经济增长的趋势判断

浦东开发开放20多年以来,上海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全市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1114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32680亿元,年均增长10.7%(同期全国年均增长9.6%),经济总量扩大16倍(同期全国扩大近12倍)[1]。

从全国经济增长总体格局看,2008年是上海经济增长的“拐点”。1992-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保持16年的两位数增长,平均增速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主要是“全球化-进出口”“城市化-房地产”“工业化-重工业”这三大动力驱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上海GDP增长率为9.7%,与全国持平,首次跌入个位数,并于2009-2012年连续四年低于全国。上海GDP增速下滑的背后,是主动应对外部形势环境和内在支撑条件变化的经济转型之痛。由于上海处于发达地区,经济外向程度高,受金融危机影响比全国更为明显,在外部环境和自身转型“双重挑战”下率先感受到了转型带来的压力,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力度、深度领先全国。经过多年调整,上海经济转型效应开始释放,应对新时期加剧的外部风险,且在自身转型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上海经济始终保持略快于全国或与全国同步增长,经济韧性增强特征逐步显现。预计“十四五”时期,在转型先发效应、城市群集聚效应等进一步释放情况下,上海增长有望实现略快于全国的增长(图3)。

注:上海GDP为课题组预计,全国采用IMF预测值。

图3 上海经济增长阶段及预测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

“十二五”时期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伴随经济危机,经过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进展。进入2020年,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创新转型仍未结束,相对于前十年,“十四五”时期可以说进入到了后半场,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主要有五个方面。

1. 外部环境新变化

“十四五”时期上海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两大“变量”:一是技术革新的影响,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蓬勃发展,技术创新突破速度加快,产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步伐加快,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正在成为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经济、社会、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发展更趋明显。二是外部风险的传导,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整体处于深度裂变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动能都有减弱迹象,下行风险显著上升,国际政治经济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仍难以预测,上海将面临更偏弱和不稳定的外需。总体而言,“十四五”时期进入一个变革加速时代,一些未被忽略的“慢变量”(亚洲全球经济重心、中美战略竞争与结构性矛盾显性化、中国巨大市场优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颠覆性技术创新加速、人力资本整体水平提升等)效应正在进入“积量为质”的阶段,上海要以转型升级的确定性应对外部变革的不确定性,以有限空间激发更大潜力、撬动无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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