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可谓全球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危机，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一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世界大战”，其不仅使世界经济遭受全方位冲击，也使反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在这次全球性“黑天鹅”事件中，美国威信被削弱，欧盟离心离德，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由此带来不同的经济图景、全球化图景、政治图景等。疫情之后，我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将更为复杂，只有尽快从疫情中恢复，我们才能更有底气地应对挑战，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的一次全球性“黑天鹅”事件，目前还在不断蔓延。笔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最显著的危机，甚至可以称之为第一次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世界大战”。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很可能会对全球化产生结构性影响。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但随着疫情在部分国家的快速蔓延，我国不仅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而且要针对正在发生的以及疫情过后的世界巨变作出相应预案。

世界经济图景：世界经济遭受的冲击是全方面的，不仅包括衍生经济影响，还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以及并发性灾难

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人员、货运甚至金融往来，造成多国生产活动停止、失业率激增、财政负担加重，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前的中国经济带有外向型经济特征，部分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无疑会影响许多企业的生存。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是全方面的。第一是公共卫生灾难本身带来的冲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量财政拨款购置相关医疗资源，对我国而言，政府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费用，同时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而随着疫情长期化，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封锁时有发生，给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衍生经济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活动较为普遍的、长时间的停顿，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企业受到重创。与此同时，由于多国采取封城、限制聚众活动等政策，对现金流要求较大的零售业和服务业遭到沉重打击，以航空业为代表的运输产业更是如此。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家大学的研究，称美国自2020年3月以来已经有10万家以上的小型企业倒闭；尼曼百货、杰西潘尼等多家大型企业也申请破产。在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疫情同样使得多个行业受损。额外的防疫成本、停滞的现金流以及工资、场地租金等刚需冲击着大量中小企业。由于受损的服务业、零售业、制造业等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产业，高失业率又要求政府进行相应救济，因而大大增加了财政压力。

第三是金融和债务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发股市多次熔断，显示了国际资本对疫情负面影响的焦虑情绪。随后，美联储开始实施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并且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针对美国许多公司即将面对的公司债问题，美联储通过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购入公司债，资产负债急剧扩张。美国不负责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给美债持有国以及贸易伙伴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第四是并发性灾难。2020年可谓多灾多难，例如东非蝗灾等“天灾”、美国种族危机等“人祸”，接踵而至。东非蝗灾波及范围巨大，目前已经殃及人口大国印度，很有可能造成世界粮食危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停顿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石油价格战同时发生，石油市场的供需两端同时受到冲击。除此之外，部分国家剑拔弩张，冲突蓄势待发，令跨国生产、物流运输等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即使世界粮食与能源储备充足，货运中断也可能导致部分地区资源短缺。

全球化图景：疫情使反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但对东亚区域化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时代大暴发，凸显了现代全球化国际体系的弱点和弊端。第一，各国人员流动频繁，便捷的交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尽管俄罗斯等国家在中国出现疫情的初期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但却没有阻止疫情从其他国家输入。第二，各国产业高度联结，全球制造业与中国联系紧密。当中国企业因为抗疫停工，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生产链断裂的困境，反之，中国的出口企业在他国需求不足时也会受损。第三，国家之间难以有效协调。部分国家在中国抗疫之初便采取停航、禁运等极端手段，加剧了国际恐慌；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国内原因无法有效开展抗疫工作，进而成为国际疫情输出国。第四，并发性灾害、国际政治事件等给抗疫工作增加了难度。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长、传染途径多样等特点，专家以及民众对其了解有限；有限的信息、抗疫初期地方政府的不透明以及网络谣言的恶意传播等，加剧了危机感和恐慌情绪。在恐慌情绪的影响下，世界多国的反全球化风潮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反全球化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现象。自里根时代以来的当代全球化鼓吹私有化、自由贸易以及开放市场，提倡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提高生产效率。全球化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更是加大了金融业、先进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与其他行业的回报差距。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不断萎缩，国内蓝领工人对金融等产业造成的“空心化”备感不满，认为是外国制造业竞争者“偷走”了自己的工作；民粹主义政客趁机宣称是政府和大企业里的所谓“全球主义者”“建制派精英”与外国勾结，损害本国国民利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者强调产业保护的重要性，部分国家的政客将跨国公司称为“新殖民主义者”，煽动民众反对跨国经济合作。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从几个方面加重了反全球化现象。首先，部分国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灾害面临财政困境（许多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具有严重的债务问题），对全球化的排斥情绪加重。其次，美国等国家鼓吹的“中国有罪论”以及种族主义言论，加剧了部分国家的排外情绪。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国家呼吁战略物资“自给自足”，因此在危机过后，一些国家可能会主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