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亚太地区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总体不错。中国和韩国都采取了封城等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在韩国，面对“新天地教会”对防疫工作的抵抗，文在寅总统采取了坚决快速的处置措施，在政治上扭转了韩国左翼的不利态势。日本疫情时有发生，虽然为了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耽误了一些抗疫时机，但社会运行基本稳定，民众自发隔离、自觉戴口罩。东盟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总体损失较小。疫情过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优异表现有助于消除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盲目崇拜，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更多的人或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新冠肺炎疫情将给世界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冲击。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物质财富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挂钩，将现代化与西方民主制度挂钩，鼓吹自由市场在效率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对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西方舆论则致力于宣传其落后、腐败和低效的一面。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2019年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中，美国以83.5的得分（满分100分）位列第一，而中国则以48.2分排在第51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部分西方媒体和亲西方舆论格外兴奋，《明镜周刊》声称中国需要的药方是“自由和民主”，多家媒体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但最终结果是，以中韩为代表的“举国体制”在抗疫效率上远高于西方国家，反倒是美国至今未能控制住疫情。

当疫情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肆虐时，种种打着“自由”旗号的蠢行得以暴露：民众无视政府禁令聚众活动，年轻人以“年轻人死亡率低”为由肆意狂欢；政客将不戴口罩与“捍卫自由”相联系；部分媒体在传播虚假谣言和种族主义言论方面肆无忌惮；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应对失当，频繁出现抢夺物资、数据造假、忙于党争等丑闻，面对国内不断升级的公共危机仍然坚持推卸责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观者尤其是我国民众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内在不足。可以预料，疫情过后，更多的人将走出“唯西方论”的盲目崇拜。

事实上，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牺牲。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国的医疗工作者、一线工人、军人以及大量的服务业劳动者超负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普通民众牺牲出行自由，通过规模巨大的隔离行动阻断疫情蔓延；企业和政府承担经济停转损失和公共卫生支出，为防控疫情奠定基础。而部分西方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也不愿作出牺牲：政府在防控疫情和发展经济两方面举棋不定，民众更是执迷于“个人自由”，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正是在医疗资源和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才寄望于“群体免疫”，然而却导致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政府力量强大、科研水平世界领先的美国或许拥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却陷入了内政危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党派的民众不愿意协力抗疫）。美国社会存在着几种难以弥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贫富差距、种族矛盾、左右意识形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危机会促进极端群体的涌现，而这些群体之间无法沟通，社会对立因此加剧。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民众对肆意妄为、向国家和社会转嫁风险的华尔街金融家深感不满。美国左派要求强化监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极端右派“茶党”则要求削减赤字、限制政府权力，两者的诉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后，凭借新型社交媒体和“茶党运动”，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崛起，种族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左翼则相应产生了反法西斯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主张以暴力对抗另类右翼。传统的美国社会拥有大量的“温和派”中产阶级，因此在美国的竞选机制下，两党推选上台的政客都会温和持中。但随着社交平台日益发达以及中间派选民投票意愿下降，特朗普凭借高效的网络动员能力、独树一帜的话题制造能力，获得了美国右翼分子的支持，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带着另类右翼战略家班农、军事鹰派博尔顿、基督教保守人士彭斯、经济民族主义者纳瓦罗等入主白宫。特朗普及其内阁成员采取了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选举策略，即重点争取“死忠”选民，因而出台了大量的激进内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国内和国际冲突。与此同时，民主党和一些利益受损群体也开始以激进手段对抗特朗普政府，此次疫情期间东西海岸各州“抱团自救”对抗联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对社会危机，美国部分精英拒绝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将矛盾外引，执着于意识形态斗争。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与日俱增；美国精英阶层因未能对中国“和平演变”感到失望，在商业上对来自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感到不满，在军事上对日益成熟的解放军军力感到担忧。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在反华路上越走越远。在这种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贸易、科技、金融、司法、军事、外交、人权、国际组织等领域动作频频，毫不掩饰扼制中国发展的意图，甚至将新冠肺炎疫情当作敲诈中国的武器；反华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共识，对华“温和派”丧失话语权；一些议员和社会团体甚至比总统特朗普更加激进。事实上，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利，民主党也很有可能会延续反华的外交政策基调，继续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国“索赔”。

疫情之后，我国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将更为复杂，需要做好持久战准备

突如其来的危机反映了世界各国民间与政府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大多数国家都在危机关头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国际组织也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但仍有部分国家出现了排华现象，美国及其盟友趁机兴风作浪。

总体而言，中国围绕防疫的内政外交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第一，中国作出封城的艰难决定，有效限制了病毒传播，至少保证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安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艾尔沃德称赞“中国方法是唯一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并感谢武汉人民为控制疫情作出的牺牲。第二，中国在国际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主动减免77国债务，在疫情期间对多国进行人力、物力援助，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第三，中国的抗疫行动向世界展现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以及领导人以民为本的决心。虽然本次疫情也暴露出了地方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惜代价控制危机的治理模式获得了国内外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