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东亚区域化具有促进作用，疫情过后的世界经济存在新的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国际市场对出口型企业的需求，而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地区大多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即面向世界出口商品。在这种发展模式的引导下，区域内国家覆盖了不少领域的高、中、低端产业，在劳工素质和制造业完备性上具有优势。如今欧美等国家深受疫情困扰，其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下降，生产能力下降同样明显，而从疫情中恢复较快的东亚、东南亚各国则能够从相互贸易中寻找经济恢复的新引擎，为国内出口型企业创造商机。

世界政治图景：美国威信被削弱，欧盟离心离德，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亚太政治相对稳定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自然灾害，各国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有一些国家将病毒政治化，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国家之间的物理隔绝以及资源争夺，迫使一些国家在大国政治斗争中站队，已经对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响，甚至加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笔者由此预料，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可能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损。美国是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袖，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主导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在军事、科技、金融、舆论等领域拥有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然而截至今日，美国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反应迟缓、低效，削弱了美国的威信地位。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两项原则——遏制中国的冷战式零和思维以及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单边霸权主义。疫情原本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缓和的契机，但部分美国政客依然保持对抗思维。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扩散、蔓延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幸灾乐祸地宣称处于扩散期的肺炎疫情有助于工作岗位回流美国。面对国内抗疫不力、疫情快速蔓延的现状，特朗普政府通过指责中国转移矛盾，频繁抛出“中国有罪论”，企图以此转移国内外的注意力；美国部分政客和民间团体炒作“起诉中国”，甚至威胁拒绝偿还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指责中国当然对于美国抗疫毫无助益，但却能够迎合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选民，也能够迎合意图使中美彻底“脱钩”的鹰派战略家。美国“指鹿为马”的伎俩引来了少数国家的附和，但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在美国的威逼下站队。比如，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世界卫生大会等场合，美国宣传“中国有罪论”并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数国家孤立。

此外，特朗普政府向来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屡次退出国际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在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病毒的时刻，美国将世界卫生组织当作政治工具，多次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世界卫生组织拿了美国纳税人的钱，却“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特朗普甚至宣布由于世界卫生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将向该组织缴纳的会费调配至别处。在双边关系上，美国同样自私自利，在欧洲疫情暴发之际，单方面发布美欧禁航令，扣押多国抗疫物资并截胡订单；在本国疫情严重之际，向拉美国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友因抗疫背负沉重财政压力之际，以撤出美军为要挟，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承担更多驻军费用。美国在全球危机中的自私举动，不仅不利于全球合作抗疫，也将损害其作为世界大国的信誉。

第二，欧盟离心离德，其内部问题在疫后将继续存在。除美国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种族主义。以挪威、丹麦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在中国疫情严重时放任国内辱华言论，民间出现针对华侨华人的攻击，甚至其他亚裔群体也成为受害者。种族主义的加剧使西方国家在疫情面前进退失据。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欧洲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冷淡，甚至某些国家的代表认为“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一些欧洲媒体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不卫生”生活习惯的产物。这种自大的情绪令欧洲错失了防疫的最佳时机。其次是欧盟内斗。近年来，德国经常以欧洲领袖自居，其前外长加布里尔甚至要求中国尊重“一个欧洲”原则，但在疫情面前，德国抢夺瑞士等邻国的医疗物资，从低收入国家抢夺医护人员，其形象从欧洲的“武林盟主”变成了不讲道义的“山贼盗匪”。与此同时，欧盟对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无所作为，反而是中国伸出援手。欧盟在疫情稳定后试图进行一些补救，在国际上积极呼吁合作抗疫；但欧盟的问题在疫后还可能会继续存在，欧洲一体化任重道远。最后是“群体免疫论”。一些国家对疫情采取拖延甚至放任的态度，最终导致疫情扩大化。英国在本土疫情暴发初期一度采取消极防疫的态度，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批评，最终被迫转变策略，积极抗疫。瑞典明确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导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居欧洲第二，累计死亡人数达到三个邻国总和的四倍以上。事实上，巴西、美国的低效率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体免疫论”的影响。可以说，部分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论”大大增加了其他国家的风险，促使抗疫成为持久战。

第三，世界多国面临复杂考验。除欧美国家以外，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家也已经成为疫情的重灾区，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国家也面临考验。首先是俄罗斯。俄罗斯在疫情初期对中国边境严加防范，却未能对欧洲方向输入的病毒提高警惕。虽然俄罗斯学习中国经验，建立方舱医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罗斯在疫情期间仍然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虽然目前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经济压力仍然沉重；对于正在推动修宪和“任期清零”、试图长期执政的普京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将是俄罗斯面对的首要挑战。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快速增加，已经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地带”。巴西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疫情之下大批贫民被感染。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自上台以来主打经济牌，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经济衰退，但其仍然顶着疫情压力主张复产复工，在国内引发很大争议。博索纳罗在抗疫过程中进退失据，遭到多方批评，可以预料，疫情过后的巴西很可能会面临政治危机。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着规模巨大的贫民窟，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水平落后，近期还面临蝗灾的压力。作为人口大国，印度的沦陷可能导致全球抗疫难度骤升。不可否认，当前印度同时与中国、巴基斯坦以及尼泊尔发生边境冲突，有一定的转移矛盾的意味，但这并不足以解决疫情等问题。对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见长的莫迪政府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对其治理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最后，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这些国家在疫情之下处境艰难，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国积极对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现人道主义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