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未来的国际秩序将呈现何种形态
2018年08月07日  |  来源:环球时报  |  阅读量:2018

冷战结束后,美国试图通过扩展和巩固其二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打造一个覆盖全球的 单极秩序。然而从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始发生变化,并在第二个 十年加快了变化步伐。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力量对比的转变。历史上所有的秩序都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它以力 量为基础、以规范为表现形式。21 世纪初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正在推动着现有秩序的转变。

二是现存秩序存在的种种缺陷,包括太多的美国主导性,所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足,以及包容 性的缺乏等,这些愈益明显的缺陷催生了变革的需求。

三是美国因素。美国维持目前秩序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特朗普执政后,越来越表现出破 坏现有秩序的倾向。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认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 的崛起,二是特朗普的执政,而后者甚于前者。特朗普今年以来的种种表现,从退出国际机构到 撕毁伊朗核协议再到单边发动贸易战,他的破坏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由于力量的上升和变革意愿的增强,中国是当前秩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我认为,中国 不会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霸主,或者是建立一个新的霸权秩序。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短时间内难以在综合国力方面超过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会超过美 国,但在军事及科技实力方面很难全面超过美国。除了硬实力外,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在二战后建 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制,在冷战时期建立起庞大的同盟体系,这 构成了美国的制度霸权,中国也还难以企及。

其次,中国要推动当下秩序的改革与完善,既包括对既有多边机制的改革,同时也会提供一 些另外的选择,比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但不会破坏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也不大可能构建自己的同盟体系。中国在现有体系中推动变革、扩大影 响力的努力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美国的结构性制约。

由此可见,中美之间未来可能不会出现完全的权力转移或霸权更替,像历史上发生的英美霸 权更替,冷战期间苏美霸权争夺,还有日本、西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霸权体系内的重新 崛起,这些情况都不适用于中美关系。21 世纪中美关系的范式很可能是以分享权力和领导地位为 特征,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而中国则要学会与美国在 竞争与合作中共处。这实际上与中方所倡导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相吻合。

那么,未来的国际秩序将呈现何种形态?我们应该在国际体系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这个问 题。历史上,二战之前国际体系的一大特点是帝国、殖民地以及保护者与依附者的主从关系,二 战之后的特点是霸权、同盟和等级制。21 世纪国际体系将以共享利益与共享观念的地区或次地区 共同体形式出现,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如我们在欧盟、东盟这样的地区共同体中 所看到的那样,成员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合作伙伴而不是主从关系。     如果说二战以前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帝国秩序的话,二战以后可以将它称作自由霸权秩序,“自 由”是因为开放的贸易和多边主义,“霸权”则是因为它是在霸权主导下的,这个体系的维持者 是美国,它凭借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创造了一个等级结构,并且这个体系反 映了美国自身的秩序愿景、价值观和利益目标。

在 21 世纪,我们将会看到一个自由伙伴秩序的出现。说它是“自由”的,是因为我们不仅将会继续拥抱开放的贸易和多边主义,还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属性,如基于共识而非霸权国家主导、 各国之间更加平等、对多样性的尊重等;说它是“伙伴关系”,是因为这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 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合作关系。合作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或利益或二者兼 而有之,正如我们在欧盟所看到的那样。在这种关系中强调的不是主导地位或主从身份,并且这 种关系是互惠的而非单向的。历史上霸权国一般会提供大多数的公共产品,但在未来的秩序里, 所有国家都会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各国的贡献会因力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总而言之,21 世纪国际秩序的最大特征将是更多的自由属性和更少的霸权属性。由于全球化 和经济因素在当下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突出作用,新的秩序将会反映更多的经济逻辑而非政治安全 逻辑。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会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地区和次地区共同 体的出现,意味着地区组织将在地区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于当下秩序中西方价值和文化 一家独大的主导地位,新的秩序会容纳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

大变革时代,崛起国容易产生冲动,霸权国容易产生焦虑,从而影响各自制定健全的战略和 政策。要克服这种冲动和焦虑,就必须对世界大势有准确的判断。明白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将以 多元力量结构为特征,国际体系既非单极,亦非两极,国际秩序将主要呈现出自由伙伴关系的特 点,将有助于减少新兴国家的战略冲动,缓解霸权国家的战略焦虑。

(本文基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国际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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