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美国抗疫有三本难念的经
2020年04月23日  |  来源:环球时报  |  阅读量:2947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医疗防控体系也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水准的。据全球最知名的美国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排名,美国以83.5分位列第一,中国以48.2分位居51位。排名虽然不能说明一切,但美国在医疗方面的领先优势,却是世界公认的。然而,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美国却仿佛表现出不同的一面,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感觉美国的医疗体系并不强大。有这种认知并不奇怪,因为信息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玻璃幕墙时,会发生折射,甚至会出现自反现象。美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从决策过程到实施过程,都有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约束性。

一是政治制度的约束性。美国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国家,不仅联邦层面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分权制衡,联邦与州和地方之间也一样,政府与社会之间也一样。甚至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联邦与州之间也有明确的职能分工,不存在上下级关系。总统没有权力直接向州长、市长或县长发号施令。并且,在美国的职能分工中,医疗和教育等事务,主要是由州承担的。美国虽建立了一个联邦、州和地方组成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但美国疾控中心(CDC)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疾病监测及发布、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策略以及从事国际合作等;具体的医疗资源,多数在州和地方政府手中。所以,当特朗普总统要求一些州实施居家令时,很多州拒绝执行。等到特朗普要求一些州放开管控、恢复经济活动时,也照样会遭到很多州的抗议和抵制。

二是经济因素的约束性。美国的政府与社会之间是契约关系,它们之间的互动,往往有着高额的经济成本。这导致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其实都不愿意、也不敢轻易下达居家令。经济一停摆,大量增加的失业人口是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根据美国失业保险金制度,州政府一般要承担26周以内的失业保险金。如果州失业保险金库耗竭,可以向联邦政府或其他州借款,或发行债券。这些都是要偿还的,也是有利息的。过去一个月里,美国失业数字是1967年以来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一次。截至4月14日,已经有2200万美国人登记为失业者并试图获得失业救济。纽约州等6个比较富裕的州,在此情况下也最多只能支持10个星期。还有15个州,连联邦规定的最低标准都满足不了。这导致很多州根本不愿意接受联邦的居家令要求。联邦政府也不能全是空手套白狼,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特朗普总统正在向国会提出一个2500亿美元的应急救助计划。所以,在美国做任何事都要算算经济账。

三是文化因素的约束性。美国民众多数信仰宗教,对死亡的认知与中国人有很大区别。美国已经确诊82.6万,死亡人数超4.5万。也许有人会以为美国人民应该已经是水深火热、民怨沸腾了,实际情况却是:有指责政府抗疫不力的,也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抗疫政策“过度”,伤害了民众的自由权。这种“美国人心真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至少从18世纪初的洛克开始,自由权在西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世俗法则赋予的自然权利,受到上帝意愿的保障。这样一来,宗教信仰就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在抗疫中的表现: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并不把生命权视为个人的专属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赋予的。在失去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超自然力量收回的,并不完全受世俗法则和个人意志的支配。二是,人的自由是自然权利,不是世俗法则赋予的,也不应该受到世俗法则的践踏。这样一来,不少美国人就表现得既不怕死,也不喜欢政府的管控措施。这让美国抗疫部门,从联邦到地方,从总统到州长,都比较头痛。

不仅是美国,很多国家抗疫政策的选择,背后往往都有很多决策者左右不了的因素。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都将以自己的方式从疫情中解脱出来。抗疫虽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但各国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和模式,不存在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共同威胁面前,人类是选择合作与协调,还是选择对抗与摩擦,对于人类的共同未来,还是非常有影响的。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