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驯服暴力和战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使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很多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历史上，经济利益及其冲突要么是战争的目标，要么是战争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曾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家间经济冲突。也正因如此，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在美国领导下决心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建设，来管理世界经济贸易矛盾，切断经济矛盾与武装冲突和战争之间的传导机制。

一是，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以供各国来共同讨论相关冲突问题。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立，为各国之间、尤其世界大国之间解决矛盾和降低战争风险，提供了一个机制性、有法律强制力的平台。这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是，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经济机制，如建立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来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建立世界银行来解决发展资金困难问题，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防止国别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

这些问题都旨在把经济、贸易、金融和发展等软实力方面的问题和争端，约束在软实力领域之内，约束或控制其向硬实力领域或高级政治领域扩散的路径。

应该说，国际社会的这些努力基本实现了目标。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不仅防止了软实力领域冲突的硬实力化，还把经济贸易合作建设成国家间硬实力冲突的缓冲器，钝化了硬实力冲突，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二战以后，人类社会再没有出现大国间的大规模直接暴力冲突和战争，人类社会已实现了70多年的基本和平与安宁。冷战以后，世界各国更是实现了普遍发展与共赢。这些都见证了二战后国际体系建设的成功。

但是现在，软实力问题有重新硬化的趋势。过去几年中，美国不再仅仅视经济、贸易、技术和人文交往为软实力，为吸引其他国家、包容其他国家的工具，而是直接打经济、贸易、技术和金融牌，把软实力变成遏制其他国家、强制其他国家的工具，甚至是武器。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

一是二战国际体系面临调整压力。二战后国际体系是建立在美国和少数国家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基础之上。进入21世纪后，这一体系面临的调整压力越来越大，已经进行了有限的调整。但这一调整在既得利益国家和新兴国家双方都引起不满：既得利益国家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的地位，新兴国家则抱怨现存体系既不能代表自身利益，也不能反映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形态。

二是中国发展的形态和规模史无前例。由于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规模，中国发展对世界和中国自身都是一个需要适应的问题。中国在苏联模式和美西方模式之外，走向了一条独特的“三合一”道路：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上层建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为核心的经济基础。

这对美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更多获益，挑战在于中国发展证明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功。而中国的规模，又放大了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和影响。而美国恰恰是越来越难容忍中国发展带来的这些影响。

三是，美国在软硬实力对比失衡情况下，倾向于用硬实力来加持软实力。在二战后的国际机制构建阶段，美国的软硬实力优势同时存在，甚至其软实力状态还优于硬实力状态。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GDP占世界50%以上，美国的贵重金属储备也占世界一半以上，这还优于美国军力在世界上的地位。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即便不依靠军力等硬实力的支持，只依靠自己的经济和金融优势，就能主导建立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软实力机制。

但现在，这一局面发生逆转。美国的GDP相当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但其军费开支却相当于紧随其后的十个国家总和。美国软实力优势的相对下降，导致美国认为自己传统的经济和贸易手段，哪怕是在自己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之下，也已经不足以实现美国的目标。因此，这不是因为软实力变硬了，软实力还是软的，只是其中被渗入了政治、安全等硬实力考虑。

在面临压力和挑战的时候，所有国家都会忧虑，美国也不例外。所以，美国做出一些举动也是正常的、自然的。但因为战略忧虑就去破坏自己带头创立起来的人类社会伟大实践，即把经济贸易矛盾与硬实力冲突相互隔离，以经济贸易合作去钝化硬实力冲突的实践，则是开历史的倒车。

其实美国并不需要如此忧虑。美国及其盟国的实力，足以保障其继续长期在国际体系中居优势地位。过度的忧虑与反应，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和平不利，对美国维护自身地位的努力也有害无益，因为这会推动其他国家尽快在美国以外寻找到解决方案。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