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令 潘忠岐: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指向、起点和路径
2019年09月09日  |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  阅读量:14982

内容提要

现在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摆脱西方中心的视角,既缺乏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核心概念、代表性观点等要素,也无法很好地解释冷战和平结束、中国和平发展等新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国实力的提升促进了中西方平等对话,而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形成也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以现有的历史和哲学研究为基础,进行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核心目标是选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历史悠久、反映中国人战略思维、在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经典概念,如“一”“势”“礼”等。在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同既有理论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系统理论构建将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价值。这项研究的具体路径是:第一,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的“说文解字”;第二,探索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古今联系”;第三,与西方相近概念的“中西比较”;第四,构建国家间互动的新型分析框架;第五,考察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

一  引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古代中国留下数千年之久的文明基因,近代中国曾是全球化时代的“迟到者”,而当代中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来引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给予中国的连续发展与和平崛起以足够、客观和积极的重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亟须提供更多新思想来丰富现有的知识体系。

社会科学理论有着内在的本土性,从本质上说其一定依托于地缘文化。正在形成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可以从三大渊源汲取营养: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的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实践。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悠久并且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的经典概念加以系统的理论建构,以期为理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提供一种独特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从而为创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构建中国学派做铺垫。通过清楚界定古典的国际关系概念,与西方概念进行对话,同当代中国的思维方式进行概念联通,我们就能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为中国更好地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关系、诠释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各种前沿课题提供新的视角。

 

二  指向:为什么要研究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

 

(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非西方要素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一百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不相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相继兴起。每种理论有各自的历史沿革、经典文献、主要贡献和时代局限,理论的蓬勃发展往往还伴随着不断的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不同理论之间的激烈辩论更是与世界大势和国际格局的演变息息相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一次论战的争论双方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前期;第二次论战的争论双方是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发生在冷战后期;第三次论战的争论双方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发生于世界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时代的历史性转变中。

但我们也看到,现有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是西方为主、非西方为辅。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推导源于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学术习惯;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描述、解释、预测的对象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家行为。这些理论包含的核心概念和指向的实践都缺乏非西方要素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要素。

正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指出,目前多数国际关系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近代历史的范围之内,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这“意味着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成为国际秩序分析的先决条件,意味着部落、帝国等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意味着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前瞻理论受到阻碍”。

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在前现代时期的交往行为和国际政策,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美国哈佛大学其他学者曾在20世纪中叶进行过许多富有洞见的研究,但此后西方学界对此类议题的关注逐渐式微。2000年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开始重新重视这一问题,并试图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补充。例如,《中国国际政治科学》(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东亚研究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国际关系学科的英文杂志已经刊登了36篇相关文章。但囿于汉语和历史研究的水平所限,大多数国外研究依然习惯套用“霸权”“均势”等概念来分析和解释,无法精准地呈现中国要素的核心意涵。国内研究则或多或少受到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未能充分跳出西方学术话语的窠臼。

作为国际舞台中极为重要的国家,中国拥有非常丰富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实践,也有着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广博的外交思想体系。中国学者可以做出更多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原创贡献,弥补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覆盖面和包容度方面的不足。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充分解释新的国际关系现实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段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不仅较好解释了经济相互依赖等现象,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导了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但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却是许多理论家始料未及的,他们未能及时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突如其来的“胜利”还导致美国“单极时刻”的到来,许多美国学者也因此被傲慢蒙住了双眼。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仿照黑格尔(Hegel)的“历史终结”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冷战最终以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最终以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形式使矛盾得到消解,历史也就此走向终结。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指出冲突将会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文明为中心,历史会在新的矛盾中延续。当时,美国人更多相信“历史终结论”而不是“文明冲突论”。讽刺的是,冷战后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发展表明,多极化才是大势所趋,人类不仅不会走向历史的终结,还应该避免文明冲突。

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及其与西方国家的互动等新的国际关系现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和解释显得捉襟见肘。在2005年的一场辩论中,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中国正在和平地崛起,并不倾向于向美国发起军事挑战。但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则坚定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美国也决不会容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这种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了弹药。但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以来的30年中,中国确实是在和平发展中迅速成长,并没有和其他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反倒是美国自己始终深陷战争泥潭。

相比之下,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观察就更加全面。他在2008年便指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是近代欧美崛起以来的第三次世界权力大转移,更是非西方国家的首次崛起。其直接后果是结束了美欧诸国长期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引发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大转变。但总体看来,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此的分析和解释还是太少,不少西方学者没有正视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事实,美国政界和军界对华政策的起伏不定也显示出一种观念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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