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分别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视频通话。在两次通话中，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中美经贸关系、宏观形势、国内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6月3日下午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清华金融评论》（点击订阅）长期跟踪中美贸易关系的新进展，并在2021年5月刊中介绍了一篇即将刊发在《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文章，从贸易改革的角度揭示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文章对以中美为代表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现象提供了崭新的解释。

导语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介绍的这篇论文从贸易改革的角度揭示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譬如中国和美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失衡状态。文章指出，经常账户失衡不是由经济政策的扭曲驱动，而是对以改善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一系列贸易改革的均衡反应。

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02年以前，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维持在非常平稳的状态，但在此后开始迅速增加，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由2%激增至14%以上，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同一时期，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一路攀升，占GDP比重由3%扩大到了7%。直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盈余规模和美国的赤字规模才开始缩小。

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探讨

对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和走势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其中，最著名的论断来自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他以中国等新兴国家储蓄过剩为由来解释美国巨大的经常账户逆差。除此之外，针对中国经常账户自2002年之后快速上升、2007年之后开始下降的现象，国际上对前者的解释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而对后者的解释是经常账户由于金融危机而收缩。但是，以上理论都只能片面地解释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且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不同于以往的观点，笔者的论文从贸易环境的变化中得到了启示。21世纪初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一系列贸易改革措施逐步推出并落实。例如，2000年5月，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成员国；2005年，《多种纤维协定》被废除，意味着纺织品和服装进口配额逐步取消等。自198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增长了5倍。特别地，低收入国家的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90年的20％增加到40％以上，平均税率从60％左右降低至15％。自由贸易的热潮促使各国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长，贸易往来也更加密切，而经常账户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为探索贸易政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论文将经常账户失衡和贸易政策有机结合，搭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桥梁。

贸易改革与经常账户失衡

本文在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lin）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内生折现率，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跨期模型。通过均衡分析和数值模拟的方法，文章从贸易改革的角度揭示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并且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譬如中国和美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失衡状态。

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认为，一国进口壁垒的下降会导致其进口增加，从而使经常账户盈余降低。本文从一般均衡的框架出发，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与中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现象相吻合。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进口壁垒的下降，反而会使得其经常账户盈余增加；对于资本丰裕的国家，带来的则是经常账户赤字。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劳动丰裕的国家进口的产品更多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自由化（具体来说是指关税的下降）使得出口与进口增加，即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使得国内的投资需求相对下降，从而导致国内的资本价格下降，表现为利率下降；在达到新的均衡的过程中，为了重新回到要素价格的均衡状态，该国家必须出口资本，进而产生经常账户的盈余。这一过程对于资本丰裕的国家来说正好相反。因此，考虑到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丰裕情况，贸易改革成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此外，通过对要素市场进行分析，文章发现要素市场摩擦往往会减轻上述贸易改革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给定贸易改革的条件下，要素市场改革可能会使经常账户产生更大的反应。

本文为以中美为代表的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现象提供了崭新的解释。2002年以前，中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14％（某些商品的关税率超过50％），在之后迅速下降，到2004年接近5％，此后也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同时，美国和欧洲在2004年取消了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配额，大大降低了中国出口部门的贸易成本。中美两国作为典型的劳动丰裕和资本丰裕的国家，两者在经常账户上的巨大反差，可以说是贸易改革带来的不同效果。

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的演变分析

与此同时，本文也为20世纪初期中国经常账户余额的演变提供了理论来源。一方面，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1年的5%大幅度增加到2007年的30%，贸易改革的推进对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尽管进行了一系列贸易改革，但由于金融部门存在较大的摩擦可能减弱了经常账户的反应。相比之下，加入WTO后，中国不仅加快了消除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步伐，而且还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要求在五年过渡期内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这些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调整，从而扩大了贸易改革对经常账户的作用，使贸易改革经常账户的作用在此期间内迅速放大。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后逐渐减少，一个常见解释是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贸易收缩的短期反应。但是这意味着一旦世界经济摆脱衰退，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会恢复到2007年前的水平。本文的模型则表示，危机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减少，实际上是中国加入WTO的冲击不断减弱的结果，而不全是经济衰退导致的结果。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冲击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是倒V型的，首先迅速增加，在2007年达到顶点，然后逐步减弱，到2014年之后，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已经基本平衡。

小结

当然，本文并未否定其他因素对经常账户的作用，但是贸易改革的深入影响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问题。目前，很多学者对此问题表示焦虑，并呼吁采取措施以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而从本文的角度来看，经常账户失衡不是由经济政策的扭曲驱动，而是对以改善社会福利为目标的一系列贸易改革的均衡反应。因此，并非所有的经常账户失衡问题都需要出台政策以全面地修正。这也为我国如何适度调整经常账户余额形成新的思考方向。

（作者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IDC）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