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如何让生育率回到更替水平以保障中华民族人口的正常延续，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婚姻和生育问题。本文对于少子化背景下婚育模式嬗变的研究，是基于对浙北水村“两头婚”和“两头姓”的田野观察。在水村普遍实行的“两头婚”和“两头姓”婚育模式均衡地连接了个人情感、家庭需求以及社会责任，用行为实践了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价值，使亲子关系反馈模式的传统伦理在生活中得以维系，无形中化解了现代社会在婚育方面日益突出的社会与个人间的张力。本研究试图指出，婚育制度一向是根据处境而变动的，浙北水村新的婚育模式正是人类用文化手段来达成人种繁衍和社会继替目的的一个例证。

人类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最长久、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传统家庭的组成，是经婚姻的链接，再由血系的扩延，透过世代的传承而留于永远［1］(P126、133—134)。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传统家庭价值和结构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国家通过制度性方式对人口发展进行强干预，从根本上影响了民众婚姻与生育的观念和实践。

1970年代末以来，生育控制政策和经济发展引发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2］。中国在完成了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转变之后，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3］面对少子化、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在制度上开始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2013年11月，“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后，不仅生育率提高的幅度不尽如人意，还出现了结婚率下降趋势。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数仅为1523万，比政府部门预测少了560万;非但未出现“出生数峰值”，反而要比2017年大幅下降了200万［2］。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4］。可见曾经强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干预，如今对于促进国人的生育意愿未必奏效。

由国家政策来决定生育问题，无疑是非常态政策，如何让中国生育率逐步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使中华民族人口得以平稳延续［2］，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认识婚姻和生育，还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为了应对政策性控制生育对个体家庭(独女户)带来的宗祧继嗣和传宗接代的困境，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传统主流的父系婚姻之外的婚姻缔结与生育继嗣模式的选择①。早在1990年代，张乐天等就已经在浙北陈家场观察到一对1988年结婚的独生子女夫妻采用了两头安家的婚姻形式，被当地人称为“夜夫妻”，“从村民替这一偶然的奇特婚姻方式创造的一个专有名词本身，可以推断未来独生子女婚姻的某种新模式”［5］(P286)。近20年以来，在浙江北部的水村，村民采用夫妻“两头结婚”/孩子“两头姓”的双系婚育制度来调节“独女户”家庭出现的传宗接代、老年人赡养、财产继承等诸多困境，已成为当地非常普遍的选择。本文有关“两头结婚”/“两头姓”婚育模式的材料，来自于2017—2019年期间笔者对浙江北部水村所作的田野调研。结合近年来学者对不同地区民众婚育模式变化的观察，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繁衍和代际更替，认为婚育既不能简单地由政策来控制，也不是单纯属于个体层面的生理过程，而是个体生命在社会结构中获得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种族延续需要的社会性策略与智慧的体现。

一、婚姻与生育制度的社会属性及其意义的现代瓦解

人们需要回归其所具有的社会属性来认识婚姻与生育的本质，在人类社会中，婚姻与生育从属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婚姻并非本能，而是制度。但是制度之导引人类行为进入既定的途径，很类似于本能在它领域内的作用。”［6］(P90—91)婚姻与生育不仅仅是简单的基于本能的生物性过程，而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结婚不是私事，生孩子也是一项社会分子的天职”［7］(P258)，社会通过婚姻制度让个体生命参与到人的繁衍过程，使个体生命的意义具有超越性。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就是如何理解生育作为“种族绵延的保障”，“和异姓结合成夫妇，生孩子，把孩子领大——这是一套社会活动的体系”［7］(P100)。结婚与生育不是单纯的生理行为及其满足，其“种族需要绵延”的目的已超越生物性本身，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设备活动的结果;由此衍生出各种制度，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等［8］(P26—27)。

在传统中国社会，以生育为基础的家庭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礼记·昏义》有言:“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基于血缘关系发展出来的祖先崇拜融入于儒家文化礼制之中，成为全民性的自觉信仰和实践;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值链条的一环，就是每个个体生命在这个事业中得到延伸的意义［9］(P199)。与之相关的是社群中各种对个体约束的价值与规范。比如，“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10］(P41)。这使得有关婚姻与生育的社会性含义成为天经地义的价值及潜移默化的行为规范。再如，深入民间的“香火”观念，上一代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训，下一代则以“荣宗耀祖”为奋斗目标［11］，体现了“社会奖励、督促，甚至命令每个人得负起社会完整的责任”［12］(P211)。又如，传统上没有男嗣的家庭被称作“绝户”，就是借助贬义的语言形成敦促人们繁衍“香火”的压力。

在过去100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女性社会角色的改变，传统家庭模式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义，直接挑战了传统婚姻与生育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意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强有力地推行，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催生了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更是从各个层面冲击着中国的家庭价值并瓦解着婚姻与生育的社会性意义［13］(P94)。不同于传统社会强调个人生命价值就存在于“种族绵延”的社会性事业中，近代社会出现了个人的价值归于个人——个人的需要、个人的欲求、个人的消费等等，两性关系被重新定义，女性价值不再局限于“是否嫁得好”或“是否为夫家传宗接代”。在这个过程中，从根本上颠覆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和“多子多福”的传统婚育观念，生育与婚姻的社会关联相脱节①，以继承香火为社会责任的种族绵延失去了意义，从而导致原本以家庭为基础的一套社会结构被逐渐解构。阎云翔对北方的下岬村长期观察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接受……生活的意义不再是光宗耀祖，而是让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14］;“来自农民的理念没有了，接续子孙传宗接代的理念被宣传为一种错误，留下来的，只有农民为现世生活的努力，只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可以平息心中涌动的无根感”［15］(P77)。一项针对杭州市80后生育观调查结果显示，在生育目的上，选择“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的占比仅为7．8%、13．4%［16］。

贝尔(DanielBell)有关现代主义对传统秩序冲击的观察，有助于人们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婚姻与生育社会价值的瓦解:一套支撑传统价值体系的习俗业已终结。其结果是，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而成为单独的个人各自追求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这种身份变化可谓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17］(P112、68、137)。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亲密关系的变革，“性现在是以亲密关系为基础铸造与他人之关联的手段，已不再根植于世代承继的一种固定的亲缘关系”［18］(P223)。个人主义、大众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结合是现代社会的共性，在很大程度上销蚀着传统社会价值，“对民族团结和民族目的来说，无疑是一帖糟糕的处方”［17］(P344)。

在新的形势下，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迄今收效甚微［2］。费孝通早就揭示了种族绵延和个体生存之间的矛盾:“生育既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的本质，是社会赋予其意义和价值，因为“若是社会不把这件事作为通盘性的责任，社会完整也就缺乏了保障”［12］(P210)。当今社会，面临着低生育率、低结婚率、快速老龄化三个全球性问题，而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当道，加剧了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私利间的对立。解决婚育问题上日益体现的社会与个人对立，还是要回到社会并在社会实践中来寻找出路。如果人们目前尚无力催生一个新世界的话，就必须扭转现代社会那种毁灭一切旧有文化的倾向［19］(P425)。费孝通提出绵延种族的“法宝”，“是把人们结成社会，使每个人的生存不能单独解决，他得依靠社会的完整。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而社会的完整必须人口的稳定，稳定人口有赖于社会分子的新陈代谢，因之有了种族绵延的结果”［7］(P112)。

以下将使用来自浙江北部水村的田野调研资料，借以说明在具体社会生活情境的人是如何用文化手段来达成人种繁衍和社会继替的目的，以突破少子化时代集体性的“生育困境”。

二、浙北水村“两头婚”、“两头姓”的婚育模式

(一)水村基本情况及无男嗣家庭传宗接代困境

水村地处杭嘉湖平原，是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个行政村，距离杭州市区20公里左右，距淘宝城(阿里巴巴总部)直线距离5公里左右，属于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延生保护区。水村村域面积3．2平方公里，下属18个自然村(组)。至2017年底，水村户籍在册人口3349人，760户。该村与周边几个村庄之间河道相连，习俗相通，同属“水乡文化圈”。改革开放后，水乡的民营经济发展最先起步，民营企业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陶瓷厂，“一个诺贝尔，大半水乡人都在那儿谋职”(访水村人，2017年6月8日)。一线工人、销售、运输、会计、审核……村里人都是亲戚朋友与邻里，亲缘与地缘重新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恢复联系。在经济收入上，水村人已完全实现了从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到2017年底，农林牧渔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0．2%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