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CGSS2013年及2015年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机会不均等的扩大，农民主观幸福感会下降，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如果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和各维度的权重，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会被低估；社会资本作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传导渠道，主要是通过社会信任实现的，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基于此，建议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通过宣传教育、加大政府政策实施透明度等方式推进农村地区诚信建设。

一、引言

追求幸福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对于一个拥有5.5亿农民的人口大国而言①，提升农民幸福感就显得非常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更幸福，这个现象出现在美国、欧洲、中国等诸多国家，被称为“伊斯特林幸福悖论”（Easterlin，1973，2010；Clark等，2008；邢占军，2011；Knight和Gunatilaka，2011；李路路和石磊，2017）。对此，一个主要的解释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收入不均等的扩大，而收入不均等通过相对剥夺效应影响相对不富裕人群的幸福感受，即收入越不均等，居民幸福感越低（Oshio和Kobayashi，2010；Brockmann等，2009；郭星华，2001；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但也有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等通过隧道效应提升人们的收入预期，从而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Clark，2003；Tomes，1986；Knight等，2009；Jiang等，2012；陈钊等，2012）。显然，现有文献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论。

实际上，学者很少将收入不均等与机会不均等进行区分。根据Roemer（1993，1998）的理论框架，个体经济结果（如收入）由努力因素和个人无法控制的先天环境，诸如出生时户籍、性别、家庭背景等（Roemer，1998；Bourguignon等，2007；李莹和吕光明，2016）所导致，而后者造成的收入不均等为机会不均等。这样一来，如果收入不均等更多的是由努力带来的，那么这种不均等可能会起到激励作用，进而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如果更多的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则会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区分收入不均等与机会不均等十分重要，采用机会不均等反映公平与幸福的关系更为准确与合理，尤其是农民面临的机会不均等要比城市居民严重得多（汪晨等，2020；史新杰等，2018）。

据我们所知，现有文献中，仅有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鲁元平和张克中（2014）、史耀疆和崔瑜（2006）估算了机会不均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尚未揭示机会不均等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内在机制。事实上，在农村，社会资本作为“穷人的资本”，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赵剑治和陆铭，2009；李树和陈刚，2012）。根据Putnam(1993)的解释，社会资本具有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等社会组织特征，它们能够促进人们相互合作、提升社会效率。但是，由户籍制度、出生背景等先天差异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又会改变人们这种相互交流与协作的意愿，造成人际间的隔阂与不信任（Zagorski等，2014；黄嘉文，2016；马万超等，2018），进而影响幸福感。因此，识别机会不均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应忽略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中介传导路径，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机会不均等对农村人口幸福感的作用机理，而且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社会资本能够进一步降低因遗漏变量导致的估算偏误。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试图在以下两方面寻求创新：（1）两个维度。借鉴Bjørnskov（2006）的研究，本文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①，并识别哪个维度的作用效果更强、更关键，由此揭示机会不均等、社会资本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2）机会不均等的度量。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的研究是对收入公平性、教育机会和社会经济地位三个维度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基本公共服务获得不足是阻碍机会均等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缺少对公共服务获得机会的度量，就无法全面真实地刻画农村机会不均等水平。二是各维度的重要性不同，简单的算术平均会放大或缩小各维度的作用。为此，我们在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的基础上加入公共服务获得机会维度，并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各维度进行赋权。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机会不均等的扩大会降低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可以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2）在构建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时，如果不考虑公共服务获得机会维度以及各维度的权重，机会不均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的消极影响就会被低估。（3）社会资本作为从机会不均等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渠道之一，主要通过社会信任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而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模型、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第四部分分析机会不均等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机会不均等、公平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现有文献估算了收入不均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出收入不均等提升或降低幸福感的结论（Oshio和Kobayashi，2010；Brockmann等，2009；彭代彦和吴宝新，2008；Clark，2003；Tomes，1986；Knight等，2009；Jiang等，2012）。然而，多数研究却忽略了公平感知在其中的作用。Rözer和Kraaykamp（2013）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在收入差距大的国家，注重社会公平的人要比公平意识弱的人幸福感更低。Oishi等（2011）利用1972−2008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只有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因为这部分群体明显感到社会不公平，并且缺乏社会信任。Alesina等（2011）对比欧洲国家与美国后发现，由于美国社会有更多的机会与更高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富人十分担心社会地位的下降，他们对收入不均等更加厌恶；欧洲则相反。

有关中国的研究中，阳义南和章上峰（2016）、陈淑一和陈平（2017）分别使用CGSS数据、CLDS数据研究发现，个体公平感知越强，主观幸福感越高。史耀疆和崔瑜（2006）、Luttens和Valfort（2012）发现，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感知并不敏感，而当个体认为机会越公平时，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首次考察了我国机会不均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他们使用收入公平性、教育机会与社会经济地位三个主观评价指标构建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结果显示，机会不均等会明显降低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低收入群体的损害更大。鲁元平和张克中（2014）使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认为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机会不均等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但是，这两篇文献没有探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

（二）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社会资本是指拥有共同规范、价值观与理解的社会网络，它能够促进群体内部或者群体之间的合作（Putnam，2000；OECD，2001）。Helliwell（2003）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信任能够明显提升主观幸福感。Tokuda和Inoguchi（2008）也发现，人际不信任与日本居民的不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lliwell和Putnam（2004）通过对多种社会资本的研究发现，婚姻、与朋友或邻居的关系、职场关系、政治参与度以及社会信任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Bartolini等（2013）认为，美国国民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下降，尤其是内在关系型社会资本（包括婚姻，与朋友、亲属、邻居的关系，以及对他人的信任）表现出与主观幸福感明显的正相关关系。Bjørnskov（2006）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以及社会网络三个组成部分，结果发现，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完全靠社会信任驱动，Wagner等（2014）对加拿大移民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Bartolini和Sarracino（2014）则认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关系显著存在于长期和中期，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关系更明显。

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Yip等（2007）使用山东省三个县的实地调查数据发现，以社会信任衡量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裴志军（2010）基于对浙江省开化县的调研发现，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即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网络和共同愿景均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李树和陈刚（2012）使用CGSS数据研究发现，“关系”是扩大农村居民幸福感差距的重要因素，并且“关系”对农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小。Bartolini和Sarracino（2015）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也研究发现，中国1990−2007年间主观幸福感的下降主要与社会比较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有关。申云和贾晋（2016）利用CFPS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同时，社会资本能够通过社会资本变迁和社会阶层差异两个渠道减缓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张梁梁和杨俊（2015）将社会资本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即规范和信任）和结构型社会资本（即通过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建立社会网络），实证发现认知型社会资本会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